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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之難
從概率上來說，陳天澤躋身230萬行列的可能性相當大。渝東北地區11個三峽庫區區縣常住人口爲852.4萬人，而計劃遷移人口即佔總數的近30%。
具體需轉移勞動力數字則是“考慮了諸多因素綜合得出的”，鍾瑤奇介紹。重慶市主城區共有23個區縣，通盤計算這23個區縣的資源環境和經濟承載力後，最終定下了230萬這個數字，平均每個區縣接受10萬。“你可以把這個巧合看成一種任務，”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參與研究者認爲，“畢竟這是市裏的統一部署。”
但230萬移民的龐大規劃如何實施？南方週末記者遍詢重慶市各有關部門，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具體的轉移方案還在制訂中，現在纔剛剛把大政策定下來。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是否搬遷，決定權在移民自己。這一次轉移，沒有補償款，也不會有移民津貼，“主要靠創造就業機會吸引勞動力自願轉移”，而“新移民”將主要被吸納入“一小時經濟圈”內。
如果陳天澤和渠口鎮一組村民趙家強了解了這次移民沒有補償款和移民津貼，他們還願意進城麼？陳天澤希望再次耕作土地，而趙家強則想從政府手裏拿到房子，目前看來幾無希望。
按照重慶的設想，政府將在職業培訓、戶籍、子女教育、可能還有廉租房方面制訂配套措施，而陳天澤們，將成爲產業工人或者服務業人員。土地，院落，家畜，都將離他們更遠。這次“搬”，也不是再一次搬家，他們將被貼上“勞動力”的標籤，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大市場。
移民，“其實質，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者聲稱。而重慶市委書記汪洋也強調：重慶市制訂“農村勞動力轉移”計劃，着眼點是解決“大城市與大農村並存的特殊市情”背景下二元結構方面的問題。
按照規劃，這些新移民將紮下根來，成爲真正的城鎮人口，重慶方面把這形象地稱爲“洗腳進城”。但百萬數量的移民，如何使他們真正紮根城市？“必須提供就業，”鍾瑤奇認爲，“只有提供就業，他們纔可能真正進入城市。”
提供一個就業崗位，需要多少的資金投入？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算過一筆賬：“拋開基礎設施不算，第二、三產業帶動一個人正常就業需要投資30萬元。”按照轉移勞動力總數400萬計算，資金投入需達到驚人的1.2萬億元。
據此前媒體報道，按照“一小時經濟圈”發展規劃，重慶主城區內“已初步儲備了重大建設項目500個，預計總投資1.28萬億元”。項目包括基礎設施、新型特色工業、現代服務業等五個方面。今後重慶還將力爭每年新策劃市級重大項目1000億元以上。“15年來重慶工業商業各方面產業估計有3萬億，很自然能帶動千萬人就業。”
但這依然是一個艱鉅的任務，作爲一個“大城市帶大農村”的地區，重慶市主城區本身即存在大量富餘勞動力。根據一份《合川區壯大勞務經濟促進勞動力轉移的試行意見》，身處一小時經濟圈的合川，全區人均耕地僅1.35畝，本身富餘勞動力即達46.1萬人。
而作爲一個重工業城市，重慶的第三產業所佔比重相對不高，新的發展方向又是高科技產業。重工業和高科技產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產業，並非勞動力密集。再加上從農村轉移出的勞動力本身文化素質偏低，主城區還有相當數量待安置下崗工人，提供就業遠非水到渠成。“在選擇產業項目上必須通盤考慮”，鍾瑤奇說，“要安置勞動力，輕工業服務業是首選。”“這又涉及到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總的來說，勞動力轉移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是個系統工程，很考驗政府智慧。”
就業還只是第一步，當百萬農民涌入城市，住房，醫療，社會保險和子女教育從何而來？根據普遍測算，把一個農民變爲城市人口，需要配套的保障資金保守估計爲20萬。要讓400萬農民過上和城裏人一樣的生活，重慶需要再掏出8000億巨資。
一旦城市無法真正容納這些外來者，“洗腳進城”的農民又將如何選擇？在崇福村，60歲的一組組長劉中全屬於選擇觀望的那10%。進行家庭討論時，劉中全不反對兒女進城，但堅持自己留在村裏。“萬一他們呆不下去還可以回來，至少家裏還有房子。”
是轉移不是拋棄
54歲的陳天澤盼望着再次遷移，而身有殘疾的餘才六和76歲的蔣成友則不想再動了。蔣成友說，兒孫們可以從此在城市開始新的生活，而他則更適合跟土地打交道。“我老了，”他坐在山腰上的院壩裏，看着山下荒蕪的田地，“我只能是一個農民。”
近三分之一的精壯勞力轉移後，庫區尤其是庫區農村如何發展？等待渠口鎮和崇福村的，將會是不可阻止的繼續凋敝麼？
庫區區縣的一些官員們正爲此而猶疑，“移民看起來是給庫區減壓，給主城區加任務，但和一般人想象中不同，實際上主城區很歡迎勞動力轉移，庫區反而態度模糊。”一位相關研究人員透露。
原因很簡單：接受人口就可以帶來項目和資金，當然還有廉價優質的勞動力；反之，人口被轉移，申請項目和資金就底氣不足。這位研究人員曾經赴巫山等地調研，一位當地官員私下探討，“勞動力是要轉，但規模能不能小一些”；“他們擔心庫區今後很難上項目”。
爲此，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專門在工作會議上強調：“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在配置資源”；“渝東北各區縣要注意防止無所作爲的觀念”。
對於重慶來說，這是一次艱難的抉擇，一方面必須“退出”，另一方面無法放棄。重慶面臨的正是整個中國面臨的難題縮影。當城市在經歷急速發展之後面臨瓶頸，農村的逐漸凋落又難以阻止。把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提高城鎮化進程，是否是一條解決之道？“汪洋書記相信，重慶的問題有典型性，解決好了，對中國其他地方同樣有借鑑意義。”鍾瑤奇透露。“這一點非常重要，”鍾瑤奇認爲，“如果伴隨主城區發展，出現的是庫區農村的拉美化，那絕不是勞動力轉移的本意。”
他認爲，在制定詳細政策時，庫區農村也必須享受到主城區的發展成果，這體現爲政府資金的配給、貼息貸款、減免稅費等諸多方面。
而關鍵更在於土地政策。“必須有革命性的進展，類似於聯產承包責任制之於1975年的中國。”“要解決庫區農村發展問題，土地政策是一個必須過的關，”另一位相關研究者認爲，“而對於現在的重慶，是過這個關的最好時機。過好了，對全國都有借鑑意義。”
按照專家的建議，在勞動力轉移的同時，庫區農村要做到“農業集約化”、“農業機械化”、“社會服務體系化”三個跟進，以達到農村同時發展的目的。“總之，農村勞動力轉移，必須結合農村整體發展前景來考慮”。
據瞭解，各式各樣相關的設計正在各研究單位和政府部門展開，有部門提出取消各鄉村學校，集中資源建立數千甚至上萬人規模的大型教學點；有的則建議鄉村醫院也可以照此辦理……總之，“現在是大膽提出想法的時候”。“就像解方程式，所有的已知未知因素都要考慮到。”另一位研究者形容說。
對於和陳天澤一樣的庫區農民來說，勞動力轉移計劃是一個獲得新生活的機會；而對於面臨三峽治理難題的重慶，或許是一個充滿了不定因素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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