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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3月在拉薩等地的打砸搶燒事件發生到現在，歐洲和美國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在連篇累牘的報道中，錯誤和歪曲接連不斷，移花接木、張冠李戴等手段公然用在了新聞圖片的處理上，新聞真實性的原則被棄之一旁。憤怒的中國網民甚至制作出『反CNN』網站。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回過頭，在西方媒體報道新中國的歷史中搜尋西藏的身影，會發現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
中國西部邊陲的雪域高原，一直都沒有離開過西方輿論界的視野。一方面，西藏承載了一些西方輿論對東方神秘文化的想象，另一方面，這種文化想象被加入了西方的意識形態評價。
達賴集團的海外輿論煽動則在無形中加大了這種文化想象和意識形態判斷。達賴集團在1959年之後游走於一些國家，宣揚所謂的『非暴力』、『中間道路』。盡管其深深了解西藏問題的實際情況，也知道自己的分裂圖謀是無法實現的，但是他們極具欺騙性的宣傳，則在西方輿論中產生了長期的影響。
國際學術界對於西藏的解讀，也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一些西方研究者不關心西藏自農奴社會向現代化轉型中發生的變化、產生的問題，以及西藏在整個中國現代化大背景下的快速發展，反而去加深人們對於西藏的偏見。
在這種情況下，部分西方媒體對於西藏的報道受到乾擾。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青藏鐵路修建、資源開發等問題上，部分西方媒體都進行了『選擇性報道』，建立了特有的西藏『框架』——一種政治與民族對立的框架。任何關於西藏的新聞，都被放到這個意識形態框架下進行報道和評判。
此次拉薩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發生後，一些西方媒體的操作手法更是如此。其實一直以新聞『專業主義』自詡的西方主流媒體，並非不了解西藏事務的復雜性和真實性，但固有的反華意識形態思維加商業化的動力，驅使部分媒體急迫地生產那些符合『需要』的新聞——街頭的暴力、全副武裝的軍警，以及西方媒體所期盼看到的所謂中國的『街頭政治』。因此，扭曲和誤讀就在所難免了。
從手法上看，這些媒體的非客觀、非理性的報道大致是三種方式：其一，改頭換面，剪切新聞畫面，突出某些部分而裁去打砸搶燒分子的暴力行徑，遮掩了暴力犯罪的事實，給觀眾和讀者以錯誤的『新聞第一落點』的先發印象；其二，偷梁換柱，將其他國家發生的暴力圖片，強加於中國，或者用這些圖片配合西藏報道的大標題，造成錯覺；其三，議程設置，通過帶有偏見和成見的單一信息源的采訪，使輿論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謂的傷亡人數、隱瞞事實和文化衝突上，而忽略了西藏問題的真正本質——分裂與反分裂的基本斗爭。
其實，自21世紀以來，西方媒體涉華報道正在發生一些細微的變化。原本傳統的涉華純政治報道數量在減少，經濟報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增加。但是這些媒體在西藏等傳統議程上的老調重彈，卻沒有出現根本的變化。
在這樣一種國際輿論的大背景下，中國網民中自發產生的抗議和憤怒情緒，實際上大大出乎許多西方媒體的意料。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主流媒體開始在中國設立記者站以來，不少資深的西方媒體人，不但將自己視為中國事務的觀察家，同時還將西方主流媒體視為中國改革的一種外在推動力。然而，通過此次西藏報道的中外輿論之爭，西方媒體的面貌正在更加真實地呈現在中國民眾的面前。
此次西藏事件報道後的中國輿論反彈，就體現了中國民間國際話語權意識的啟蒙。在以往許多年中，由於中國集中精力在經濟上追趕世界，更多的人並沒有注意到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也沒有注意到這種話語權可能給中國發展帶來的積極或者消極影響，更不用說爭取國際話語權。這種從民間開始的話語權啟蒙，對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將輔以強大動力。
同時，也可以發現，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自發地關注中國的國家形象。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和信息資源快速自由流動，使更多中國人能夠看到海外媒體的報道，聽到西方輿論的評價，切身感受到中國國家形象帶來的利與弊。
另外，伴隨著對西方媒體的抗議，一種更加強烈的媒介主權意識，開始在中國民眾中形成。無論是網民在看到西方一些媒體做假新聞後的憤怒留言，還是anti-cnn.com(反CNN網站)這樣的網站建立，都意味著中國人正在意識到，全球化時代文化領域的主權觀念已經遠非物質邊疆那麼簡單。在文化主權的捍衛過程中，中國人擁有自己的發言權。
這是一場中國軟實力的自我檢視。自3月10日至今，拉薩打砸搶燒事件已經基本平息，但是在一些西方媒體歪曲事實的報道大量出現之後，此次打砸搶燒事件已經從安全斗爭，逐步轉變為以安全斗爭和輿論斗爭為核心。輿論斗爭的昇級，顯示了軟實力的較量在國家安全中的日益重要性。
西藏文化是中國文化多樣性的組成部分，虔誠的佛教徒、濃厚的宗教氣氛、雪域民眾的質朴、他們對於現代化的渴望，都構成了整個西藏的全景。沒有一個善良的人希望西藏發生動亂，而達賴集團的陰謀，以及部分西方媒體借西藏打砸搶燒事件所產生的信息扭曲，既成為了2008年雪域高原的一層陰霾，也帶來了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新命題。(文/周慶安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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