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鳳林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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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樊鳳林是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的起草親歷者。5月6日，記者就『口袋罪』的變遷采訪了這位著名的法學家。

　　記者：您參與起草了1979年刑法，請問『口袋罪』這個詞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樊鳳林：1979年刑法制定後，一開始並沒有『口袋罪』這個詞，實際上是在施行過程中，人們慢慢發現這些罪名的內容太龐雜或者很模糊，因而有關的、不好定性的行為就按這些罪名處理了，造成這些罪名成了一個『布袋』。很多人都說，『流氓罪(投機倒把罪)是個筐，什麼都往裡裝』。

　　記者：1979年刑法是什麼時候開始起草的？請您談談當時的情況。

　　樊鳳林：這部刑法的起草歷經25年，共有35稿。1954年憲法通過後，第一屆全國人大就決定制定刑法，當時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屬的法律室負責組織起草。我是1960年參與起草的，1963年出來了第33稿，但是不久就開始了『四清』、『文革』，起草工作被迫中斷。一直到1978年憲法制定後，刑法起草工作纔重新啟動。

　　記者：1979年刑法的起草時間不可謂不長，但仍存在上述『口袋罪』的問題，您認為有哪些原因？

　　樊鳳林：最明顯的就是我們這些起草人員缺乏經驗，不知道制定的這些條文實施後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另外，當時正值社會變革時期，很多人存在害怕有立法疏漏造成打擊犯罪不力的想法，主要考慮如何滿足懲治犯罪的需要，而很少考慮副作用，因此起草條文時提出『宜粗不宜細』等原則。

　　記者：當時是否也借鑒了其他國家的法律？

　　樊鳳林：主要借鑒的是蘇聯、東歐國家的刑法，也有一些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可能有日本、法國、德國的法律，但是資料確實太有限了。投機倒把罪就是舶來品，借鑒了蘇聯刑法中的投機罪。

　　記者：這幾個『口袋罪』中，您覺得哪個罪名在實踐中問題比較突出？

　　樊鳳林：我覺得玩忽職守罪主要是規定的內容相對較廣，實踐中並沒有很大爭議。問題比較突出的是流氓罪、投機倒把罪和貪污罪。流氓罪主要是由於有『其他流氓活動』的規定，投機倒把罪則主要是因為對『投機倒把』沒有作任何解釋，而該詞的含義又很不明確。

　　記者：流氓罪與經濟體制改革關系不大，問題是不是出在了社會觀念上？

　　樊鳳林：有這種因素，但主要是因為它有堵漏的規定，另外當時的執法水平也不高。比如，一名男赤腳醫生與一個姑娘談戀愛，有一天赤腳醫生到姑娘家去，只有姑娘自己在家，兩人就發生了性關系，恰巧此時姑娘的哥哥回家，看到後就出去了。後來，姑娘感覺無顏面對親人就自殺了。一審法院認為，如果不是姑娘的哥哥看到，就不會造成姑娘自殺，如果赤腳醫生不與姑娘發生性關系，也不會出現姑娘自殺的結果，因而以流氓罪判處姑娘的哥哥和赤腳醫生均為二年有期徒刑。兩人上訴後纔得以糾正。

　　記者：1979年刑法出現了這些問題，什麼時候決定要修改的？

　　樊鳳林：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後，很多人都感到刑法中經濟犯罪部分急需修改，從那時就開始了1979年刑法的修改工作。

　　記者：現在過去將近30年了，回頭看，您對『口袋罪』這個詞作何評價？

　　樊鳳林：對『口袋罪』這個詞進行評價，實際上就是對1979年刑法作一個評價。而評價這部刑法必須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考慮。當時，我國急需有一部刑法，首先這是治國安邦的需要，作為一個大國，在30年的時間裡沒有刑法，在國內出現隨意捕人、殺人的現象，嚴重影響國際形象。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沈痛教訓，讓人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刑法的重要性、迫切性。總體上看，這是一部很成功的法律，當然，也存在原則性過強、不容易操作的問題，再加上執行中的擴大化，就造成了罪與非罪界限不清、互相混淆等問題，『口袋罪』就是其一。

　　記者：『口袋罪』這一名詞現在仍存在，有人就認為1979年刑法中的『大口袋』變成了現在1997年刑法中的『小口袋』，比如非法經營罪、尋釁滋事罪等。在以後的立法中如何考慮？

　　樊鳳林：目前的刑法仍存在范圍狹窄、操作難度大等問題，以後需要加強寬泛化、細化，盡量收緊這些『口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