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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消息:據美聯社等媒體報道,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46年後終於如願回到他出生的浙江杭州,安放在杭州安賢陵園內,墓碑上只簡單刻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這位自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是一個美國人"的司徒雷登,1946年至1949年間擔任美國駐華大使,見證了中國的風雲變革。
美聯社?,中國和美國的官員17日參加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儀式。司徒雷登是新中國成立前美國的最後一任駐華大使。)
司徒雷登離開中國時,毛澤東曾諷刺地寫道:"別了,司徒雷登!"毛在文章中稱司徒雷登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幾十年來,這篇文章是中國學生的必讀文章。
司徒雷登是個基督徒,是個傳教士,是個教育者。他後來出任燕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司徒雷登還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據說,他對於最終導致臺灣問題感到傷心。作為一名外交官,他曾盡力阻止事件的發生。
他曾撰文寫道:"中國人了解我熱愛他們的國家,關心他們的福祉……但我辜負了他們。"
他在遺囑中要求把骨灰埋在中國。
1962年去世後,直到現在,這個問題由於過於敏感,一直未能解決。
美國駐華大使雷德說,如果知道中美兩國現在的關系,司徒雷登的在天之靈會感到欣慰。
雷德說:"今天我們親臨此地,僅此一點,司徒雷登博士就會感到欣慰的。"(編輯:阿彭)
低沈的音樂聲響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輕輕安放在安賢園文星園,四周青松蒼翠,遠處青山環抱。墓碑上只簡單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穌堂弄。少年時期的司徒雷登,能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間裡巷。1887年,他回到美國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來華後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這個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為他新的起點。之後三年半裡,他先後在杭州及周邊地區傳教、到教會學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還參與了之江大學的籌建工作。1919年,他成為燕京大學首任校長,並主持燕大校務工作達27年,1946年~1949年他曾任美國駐華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授予杭州市榮譽市民,並拿到了象征榮譽市民的金鑰匙。如今,這把鑰匙還靜靜地躺在耶穌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的父親司徒約翰是位牧師,1869年來到杭州並開始在此傳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親瑪麗隨丈夫來華後,熱心於教育事業,曾創辦女子學校。夫婦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個弟弟都葬在杭州九裡松墓地。司徒一家和杭州可以說是結下了不解之緣。
西子湖畔出發 見證歷史風雲正是從杭州出發,司徒雷登先生見證了上個世紀上半葉發生在中華大地的一系列風雲變革。著名歷史學家林孟熹這樣評價他:『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他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1949年,司徒雷登先生回到美國後患上了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癥,於1962年9月19日在華盛頓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夠將骨灰送到中國。時隔46年之後,這一願望纔終於得以實現。
昨天上午,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儀式上,司徒雷登先生秘書傅涇波的後人、美籍華人傅履仁老先生這樣說: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回到中國是他最後的心願。今天,中美關系已經歷了巨大的變化,有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礎,求同存異。
美國駐華大使雷德這樣說:中國是司徒雷登先生熱愛的國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這裡,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兩國關系的重要途徑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變化,他一定會非常高興。
杭州市副市長佟桂莉這樣說:今天,中美關系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人民在文化、經貿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這是對逝者最好的慰藉。
錢江邊,西湖畔,這位杭州出生的美國名人,終於在杭州安息,在杭州歷史上留下了富有傳奇色彩的一頁。
滿口杭州話 最愛杭幫菜參加骨灰安放儀式的中外友好人士中,幾位童顏鶴發的老人最引人注目,他們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燕京大學校友會的代表。
燕京大學校友會北京校友代表國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潔白的百合花輕輕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長,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代表姚林傑老先生則和記者談起了流傳在校友中的『司徒軼事』:『司徒雷登先生是個杭州通,杭州話說得比英語還要好,後來學著說上海話、寧波話、蘇州話都帶著杭州腔。他在杭州時總要到河坊街王潤興飯莊去吃飯,看看嘛藍眼睛高鼻子的,點起杭幫菜來有板有眼,把伙計都能聽得愣了:件兒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燒得入味;響鈴兒要熬稍……這些話不是杭州人都聽不大懂的。』(注:『件兒』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魚頭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
『司徒雷登先生總說西湖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裡就是他的故鄉。今天,他總算回家了。』姚老先生感嘆著。
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1876-1962),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於杭州,父母均為美國在華傳教士。1904年開始在中國傳教,曾參加建立杭州育英書院(即後來的之江大學)。1906年,司徒雷登的獨生子傑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應南京金陵神學院聘請,司徒雷登攜妻兒離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學校長、校務長。1946年任美國駐華大使,1949年8月離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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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借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著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采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采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臺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臺,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沈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還沒有公開宣布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采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出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乾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乾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裡面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為什麼不采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乾涉中國。乾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乾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乾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裡強奸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為什麼不采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裡,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沈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裡收復過來的地區裡,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麼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制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纔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我們因此采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沈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乾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說,『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想乾,乾是很想的,只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裡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裡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裡,不抓在人民手裡,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跑、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松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認為,如果司徒雷登當時能夠成行,恐怕以後的很多歷史都要改寫,說不定朝鮮戰爭都有可能避免
解放戰爭後期,美國對華政策已醞釀改變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跨過長江,直搗南京。
南京城破之時,駐南京的美國大使館卻在其大使司徒雷登的率領下穩坐鍾山。
其實,美國政府此時已經對在中國內戰中花幾十億美元援助扶植腐敗透頂的蔣介石政權後悔不迭。1948年9月8日,美國國務院制定了一份《重審並制定美國對華政策》文件,文件分析了國民黨失敗和共產黨成功的原因,闡明了美國擺脫國民黨政府的必要性及和中共打交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1949年2月4日,也就是北平(新中國成立後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後的第四天,杜魯門總統正式批准了該文件。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次日,當華東野戰軍八兵團35軍103師偵察科長沈鴻毅帶領的入城先頭部隊行進到山西路時,一輛掛著星條旗的吉普車戛然而止,停在了他面前。沈鴻毅還沒分出究竟,就被請上了吉普車。開車的美國人用熟練的漢語對他說道:『我是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請閣下到大使館談一談。』面對這位美國人的突然邀請,沈鴻毅想,自己並沒有接到任何與外國人聯絡的使命,於是他說:『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美國大使館,我們只承認你們是僑民。』美國人碰了釘子,只好在沈鴻毅指定的地點停下來,悻悻而去。
國民黨政府已『遷都』廣州,美國卻讓駐華使館參贊劉易斯·克拉克以『代辦』名義去廣州,而在南京故宮機場留下一架雙引擎小型運輸機,也留下了大使司徒雷登。美方向我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申述,司徒雷登的專機壞了,需要時間修理。管委會問要修多久,回答說大約需要4個星期,管委會同意了。按當時的情況,即使飛機發生故障,司徒雷登也可從陸路或海路離開,而這位美國大使寧肯坐等4周以待專機『修復』也不肯換乘其它交通工具離開南京,其中必有內情。
司徒雷登與傅涇波每當人們談到1949年春夏之際中美雙方在南京的這次秘密外交接觸,就不得不談起當時美方的兩位重要人物———美國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於中國杭州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1912年年初,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以駐華記者身份到場的司徒雷登是僅有的兩名在場外國人之一。1919—1946年間,司徒雷登創辦並任燕京大學校務長(實際地位高於校長)27年之久。這期間,他曾明確支持中國人民的『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後,他親自帶領學生舉行抗日大游行。1928年年底,東北軍首領張學良秘密籌劃改旗易幟。當張學良迫於日本壓力猶豫不決之際,司徒雷登親赴東北,促成張學良下決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司徒雷登作為『敵方人員』被日本人投入監獄。1946年7月,司徒雷登在美國總統駐華特使喬治·馬歇爾的推薦下,經國共雙方首肯,出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的情況非常熟悉,也有相當廣泛的社會關系,在舊中國的知識界是個頗有名望、受人崇敬的人物。曾有人這樣評價司徒雷登,說他『既是政客又是學者;是狡猾的對手又是溫馨的朋友』。
傅涇波出生在一個信奉基督教的滿族家庭,早年曾在燕京大學求學,其間為司徒雷登的辦學精神所打動,立志終身追隨其左右。後來,司徒雷登的母親與妻子相繼謝世,獨子傑克返回美國,傅涇波便成了司徒雷登身邊惟一的親人。
20世紀50年代,傅涇波一家隨司徒雷登遠赴美國後,把司徒雷登接到家裡像對父親一樣照顧他。司徒雷登沒有什麼積蓄,請不起用人,偏癱13年,全靠傅涇波一家悉心照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悄然去世。在他的遺囑中,他將全部文件贈送給傅涇波,並要求傅涇波替他完成兩個心願: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給他的一只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