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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核心』已到必改之期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是當前國內外熱議的話題之一。前不久的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和20國金融峰會都強調:維護市場原則,加強全面監管,減少風險,更大范圍發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各地區開發銀行作用等,『決心對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進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探討改革,不是源於憤怒或恐懼 關於這一話題,關於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中國各界人士與全球各界人士一樣,各有自已的認識與設想。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受損。一段時間以來,提出減持、出售美元資產的建議者不在少數。同時,指責美國的聲音也很強烈。 然而,若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應著力於思考如何改革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制存在的缺陷。 此次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並昇級到金融系統性危機,進而向實體經濟擴散,實體經濟進入衰退已成定局。在這種情況下,美元本應貶值卻沒有貶值。這是因為中國、日本等國政府擔心,一旦美元大幅貶值、發生危機,將造成世界金融體系崩潰和更為慘重的經濟大危機。所以,這兩個世界上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采取了繼續支持美元的政策,由此纔穩住了美元走勢。 當然,從長遠性的宏觀角度考量,今後美元出現貶值的趨勢不可避免。各國持有美元資產而受損的情況還會同步、同比例發生。現在世界各國有一個共識,就是在支持美元幣值穩定、維護世界經濟穩定、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也希望美國政府下決心支持改革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制。
『美元核心』已到必改之期
對『美元核心』的現狀,早有想加以改革的要求、理由、思路和人群。而此次清清楚楚發端於美國、美國金融機構、美國金融運作理念與模式的全球金融-經濟災難,終於讓這些改革之聲空前規模地集中爆發出來。
首先,美元浮動匯率制造利益失衡。當今世界中,經濟全球化使各國之間經濟關系已十分密切,貿易和投資充分自由交易、自由流動,彼此之間經濟利益是按照標准的價值尺度進行交割。這個價值尺度通常就是美元。換句話說,凡是國家之間、企業之間發生的跨境利益交換、財產轉移、效益分配等經濟活動幾乎都以美元標價、以美元為尺度進行交往。所以,美元匯率的一舉一動均有可能造成利益失衡,美元實行浮動匯率制造成了國際市場混亂。即便金融機構發明了規避匯率風險的許多方法,但委托方的成本也十分昂貴。
其次,國際社會對美聯儲沒有約束力。更令人擔心的是,由美聯儲肩負美元貨幣發行和監管等職責,並通過美國金融機構向世界傳導——美聯儲實際上在扮演著『世界央行』的角色。美聯儲發行美元並在國際市場之所以得以流通,是因為大家相信有美國資產作為保障。但這中間存在的又一項缺陷就是,美國如果發生通脹,美國欠國外的債務也會同時縮水。由於任何國家政府或非美機構、企業都無權問責美聯儲治理通脹失職等問題,所以,世界各國僅僅只能寄希望於美聯儲以高尚的道德水准向世界負責。
其三,監管失職讓世界各國無辜受損。美國金融機構向國外出售劣質金融資產(如次級債),實際等同於在欺詐性地掠奪他人財富。弗蘭克·帕特諾伊《誠信的背後》一書已向世人揭示了美國投行出售的金融衍生產品往往潛藏著巨大風險:當其不講誠信地向外出售金融衍生產品時,不會向客戶充分說明,結果造成了一些世界著名大客戶虧損倒閉。從體制上來講,這樣的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即美聯儲向世界發行貨幣,行使『世界央行』相應的權力,出現問題卻只需向美國負責,無需顧及世界其他國家利益,世界性監管的共同需求得不到體現。
其四,美聯儲扮演『世界央行』角色,美國獲得的利益巨大。美國政府長期執行財政擴張政策,每年發行巨額赤字國債,其中相當部分向國外發售。這些國債多為長期債,而這期間美國累計發生的通貨膨脹有時會高出利率水平,這就等於美國國債貶值,使持有者資產按相應比例受損。應該指出的是,美國政府公布的CPI指數不足以表達美國通脹情況,因為美國資產價格膨脹、資產泡沫更加嚴重——這使非美機構持有的美元資產同比貶值。
其五,美國評級機構存在立場問題,加上監管失職,釀成金融海嘯。美國次級債信用等級實際非常低,卻被美國機構評為高等級、信用良好級別,由此纔能在美國和世界市場暢銷。日本金融機構已指責穆迪對美國國債評級為三A(比日本國債兩A還高)存在立場偏差問題。
不能低估美國人及其糾錯能力
需要解釋的是,美聯儲此次監管失職並不是『故意而為』。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曾出現過監管落後於金融發展的情況。
作為世界最發達國家,美國經濟上昇空間、潛在增長率非常有限,但卻能一直實現3%至5%的年經濟增長水平,可以說是創造了增長的奇跡。同時也可以說,美國建立金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也是在探索全世界經濟未來發展大方向。這個模式不成功,美國還會調整,創造新的模式。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世界面前承認『犯有錯誤』,說明美國人有糾錯的勇氣和能力。
此外,我們更應看到美國及美聯儲在扮演『世界央行』角色期間發揮的積極作用和建設性作用。我們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現存國際金融制度缺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簡單地開展一場零和博弈,即以一種貨幣取代另一貨幣並隨後主宰世界。我們追求解決問題的方案是實現和諧共贏,最終向著建立『世界央行』的目標進行努力。以美國擁有強大的綜合實力而言,未來的世界央行無疑仍需要美國發揮建設性作用。基於以上認識,提出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纔有現實可行性。
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金融危機背景下,11月15日,由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組成的20國集團領導人在華盛頓聚會。峰會承諾,將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危機,並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使危機不再重演。 >>>點擊詳細
金融危機引發對重大理論問題的再認識 記者:當前,人們都在關注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人們發現用過去的經濟金融理論來分析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會產生很多困惑,請您談談在理論研究中應當對哪些問題做重新的思考?吳曉求: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全面深刻的影響,既對全球金融市場、金融體系、金融秩序帶來新的思考,同時也對我們的理論研究產生某種影響。每一次大的危機,除了兼顧和完善我們現有的規則、制度和法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面就是進一步地調整、完善我們的理論體系。1929?1933年的那次大危機誕生了凱恩斯的宏觀乾預理論,那麼這次大的金融危機會產生什麼理論呢?如果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產生的確切根源找不到的話,我們就難以找到完善制度的正確方向,未來勢必會出現更大的危機,正如我最近在上海金融學院國際金融研究院舉辦的2008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論壇上所概括的那樣,起碼我們需要對十個大的理論問題進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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