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公安縣政府對所屬行政、事業單位、服務中心、企業抽什麼煙、抽多少、完不成任務如何處理等，出臺『紅頭文件』予以『明文規定』。據此，全縣一年計劃抽煙23000餘條，價值近400萬元。該縣有關人員解釋說：公安縣每年煙草稅收流失很大，出臺指導性意見意在引導公務人員為地方經濟做貢獻。(5月3日《楚天都市報》)

　　三年前，湖北漢川市政府辦通過紅頭文件給市直機關和各鄉鎮農場下達喝酒任務，『糊涂酒』遭遇輿論炮轟;去年，貴州德江縣委縣政府下發紅頭文件，要求全縣乾部職工到本地新開發的『扶陽古城』旅游;今年，山東濰坊市寒亭區政府下發紅頭文件，要求副科級以上乾部替開發商賣房……現在，公安縣又出現了『紅頭香煙』。一些地方『紅頭經濟』反復『踏入同一條河流』。

　　地方保護主義、經濟強縣的行政衝動，或許是『紅頭經濟』的唯一行政解釋。但是在國務院法制辦反復強調全面清理現行紅頭文件、公款吃喝和公務消費龐大且持續受到輿論詬病、全社會倡導戒煙限煙為自己也為下一代負責的宏觀背景下，無論是此前的紅頭文件賣酒、賣房，還是現今公安縣賣煙，都顯然立不住腳。公款消費、權力尋租、官商合謀都只是『紅頭香煙』上的或有可能，公權的臆想也只是『紅頭香煙』面世的一個方面，頻現公共視野的『紅頭經濟』所全面反映的，其實是一種基層權力生態。

　　理論上講，在民主法制不斷深化的社會人文環境中，越是在基層，各方利益的博弈越充分，一些不靠譜的紅頭文件越容易流產。但現實中恰恰相反，一些基層政府部門古怪而強勢的紅頭文件卻常常招搖過市，不只普通民眾的意志被紅頭文件所綁架，即便是身處政府機關的公務員亦難以幸免。一方面民意在決策層面失語，一方面某些公共權力傲慢無羈，兩方面因素共同構成了一種畸形的基層權力生態。

　　其實一定意義上說，民意在某些基層層面的失語，更多是被動的，否則就不會有這些紅頭文件所引發的爭議了。

　　公權的政績欲望與主觀臆斷一旦結合，就保不准會有荒唐的文件出臺。而遏制這種荒唐現象，顯然不能靠媒體一次又一次的曝光和輿論一輪又一輪的批評，直至審丑疲勞見怪不怪，根本的解決方式還在於：一是加快政府從區域經濟主力軍的角色向公共服務主力軍角色的轉變，改變目前基層官員的考核體制;二是完善權力監督機制，讓包括公務員在內的普通公眾能夠制約權力。否則，紅頭文件除了主導煙酒之外，還有主導任何領域的可能。

　　作者系大學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