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9日，一名正在玩耍的小寨村兒童。

通往小寨的道路，隨處可見刷寫在牆壁之上類似『別跪了，站起來』的標語。

　　被污名化之痛

　　——『中國第一乞丐村』真相調查

　　5元一瓶的劣質白酒下肚，沙啞地唱起『花兒』，李尕猴的眼睛裡纔會放出異樣的神采。

　　29年前一個陰冷的冬天，李尕猴帶著7歲的兒子流浪成都街頭。李尕猴抱著二胡，反復拉著從電視上學來的幾首曲子，兒子則伸出凍紅的小手，向行人乞討。『受過的罪大了，那時候人們只給幾分錢，給幾毛的都少。』

　　李尕猴所在的甘肅省岷縣小寨村，因被媒體稱為『中國第一乞丐村』而聞名全國。

　　由媒體拼接的圖景裡，這個村莊八成至九成的農民像候鳥一樣，在貧瘠的鄉村和諸如濟南、青島、沈陽、南京等東部沿海發達城市之間季節性遷徙乞討，『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這個另類成名的村莊是否還延續著它不光彩的傳統？媒體拼接的圖景是否有誇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實地探訪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難以承受之重。

　　小寨的另類成名

　　和村裡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個大學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這個村莊最為貧困的家庭目錄中。包括世界銀行貸款單在內的5張逾期貸款催收的通知單，還躺在他家破舊的櫃子裡。原因很簡單，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沒要下(去)』。

　　如今李家棲身的這間磚木混合結構的房子，寬3米，長七八米，建造於2007年，4000元蓋房的錢來自政府的救助。環顧四周，他家最值錢的家當是一臺21吋的創維電視機。兩把海綿裸露在外的沙發是別人淘汰的，供冬天取暖的爐子也是經過『特殊處理』的——在爐膛的上面，放置著一個鐵制的爐條，煤只在爐條上燃燒。這樣做是為了省煤。

　　供孩子上學，是李尕猴這輩子自認最正確的一次決策。他至今清晰地記得兒子李玉平的責問：『我已經10歲了，還不讓我上學，啥時候讓我上學呢？』兒子對求學的渴望，最終博得了父親的同情。

　　李玉平上大學那年，李尕猴執意要陪兒子到湖北國土資源職業學院報到，瞅瞅『大學長啥樣』。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遠門不是為了乞討。

　　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討了。這次是為了還兒子交學費欠的債，他沿著荊門、襄樊乞討了一路。他的這種行為很快被聽到消息趕到的兒子制止了。

　　2005年，這個村莊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在他就讀的小寨初中的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致全鄉中小學生的一封信——別跪了，小寨人，站起來》的文章。他還在村裡辦起了免費的文化補習班，給孩子們講外面的世界，談人生的理想。

　　這一切來源於他的切身體會。童年短暫的乞討經歷，對李玉平幼小的心靈觸動極大，他時常望著城市的高樓大廈夢想：『將來，這裡有沒有我的份兒？有一天，我也要像城裡人一樣生活。』這個鄉村少年認准，讀書是改變人生命運的唯一途徑。

　　『當時乞討氣氛很濃，越來越嚴重，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憶著將『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這個年輕人的舉動，引發了又一輪全國媒體對小寨村的報道熱潮。檢索當時的媒體報道，『乞丐村』、『中國第一乞丐村』這樣的字眼開始大量出現在相關報道中。

　　這也是一部村莊的另類成名史：從2001年開始，幾乎每一年都有遠道而來的媒體記者踏訪小寨，『記者在小寨紮下了根』，外界對於小寨的關注熱度一直未能削減。

　　從此，這個寂靜的村莊不再平靜。各種版本的傳聞不同程度上提昇了外界對這個村莊的想象力。

　　媒體的報道在2009年再次迎來小高峰。這一年，離小寨千裡之外的濟南市承辦大運會大型賽事。一項針對流浪乞丐問題的專項治理由此展開，包括來自岷縣的乞丐們被遣返回鄉。

　　5年過去，回望當時的舉動，24歲的李玉平自言『問心無愧』。在他看來，『媒體只要把小寨村提出來，就會受到關注，小寨被改變的時間也就會越來越快』。

　　乞討減少，但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沒有了

　　2008年臘月，李玉平回鄉舉行了婚禮。2010年前夕，從遙遠的江蘇無錫傳來兒媳生下孫女的消息，接到電話的李尕猴樂得合不攏嘴，一連喝了4天的酒。

　　如今，『當了爺爺』的李尕猴對生活再無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湯喝、有煙、有酒就足夠了。不過有時候，他也會艷羡那些村裡因乞討富起來的人家，『比我供大學生的美』。

　　在以房子為財富象征的鄉村，不少外出討要的小寨農民，把他們的乞討成果都帶回了村子，最早蓋起了?亮的瓦房。

　　『村裡第一批富起來的人是討要的人。』這個說法得到了村支書楊金忠的印證。

　　『不是生活困難去討要，而是認為討要來得容易，背後有利益驅動。』中寨鎮民政站站長楊維科說。他曾作為駐村乾部長期在小寨工作。

　　據他的觀察，大致從1999年前後開始，小寨人外出討要開始從討要米面、饃饃、解決溫飽向討錢、謀利轉變。進入21世紀，一些當地農民將外出討要視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徑，盡管，這種方法並不『很光彩』。

　　擁有財富的優勢心理很快會打敗人的尊嚴。一邊是貧困的折磨，另一邊是乞討比種地、出賣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誘惑。

　　一些外出討要獲得財富的農民，對在城市的乞討經歷諱莫如深。他們大多聲稱是外出務工。

　　和村裡其他一些人相比，38歲的楊齡(化名)已經算是不錯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兒。2001年前後，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懇懇的工作並沒有讓他獲得該有的報酬。歲末，黑心的老板卷錢跑了，沒有路費回家的楊齡，最終跑到了街頭。

　　很快，他發現『討錢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討的收入和他出賣體力的收益相當。

　　岷縣民政局副局長李康平實地走訪小寨村後發現，『一個村莊去乞討的人，不一定是村裡最窮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沒有了。』

　　『這是一種恥辱。』楊金忠說。面對小寨村貧困的現實，這位村乾部坦承『束手無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內，如何徹底脫掉這頂『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遙遙無期。

　　但近年來，『乞丐村』的乞丐正在減少，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連長期在當地生活的村乾部，都難以掌握村裡實際乞討者的真實數量。據楊維科的粗略統計，即使是討要現象最為嚴重的年頭，『每一個村莊外出討要的農民的數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點點的幾家』。

　　可以佐證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鄉的岷縣籍農民數量同時在減少。楊維科介紹說，以往討要現象最為嚴重的歷史時期，每年從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農民將近五六十人，而近幾年已下降至個位數。

　　在岷縣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這樣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現實：『由於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的貧富差距較大，加之討要相對打工來錢快、不費力，致使一些群眾產生了好逸惡勞思想，走上討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個別群眾的致富觀念發生了扭曲，把外出討要當成了脫貧致富的一種途徑。更有甚者，抓住人們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婦女孩子行乞討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