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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五四研究,跟五四關系密切的軍閥和政客,比如直皖之爭,官僚政客中的親日派和親英美派之爭,全都為人所忽視了,好像五四期間,這些政壇上的要角全體失蹤了。另外,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政治事件,它的運作是怎麼回事?怎麼動員的,怎麼宣傳的?運動中的學生跟商民是怎樣的關系,跟軍警又是怎麼回事?好像都是一筆糊涂賬。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的新作《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打撈了以往被有意或無意忽略的五四史實,談論五四與民國政治勢力的種種關聯,指出五四不僅是思想史上的標志事件,還是政治史中的一個巨大事件場域。學生運動只是五四的表面浪潮,其下洶湧的,是那個時代紛繁復雜的軍閥政治??各個軍閥和政壇派系都在搗鼓五四,而五四最終對民國政治的走向,起著扳道工的作用。
張鳴撈到了大魚
吳思
《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我全看了,我看得津津有味。五四有那麼多人研究,張鳴說原來認為這裡已經沒魚可撈了,結果寫完了他自我感覺是撈到一條大魚。他一點也不謙虛。但是我覺得他說得對,他確實撈到一條大魚了。
我也算是辦歷史雜志的,五四這方面的文章看得多了去,沒有像他這麼系統地梳理過。他這裡面說到的事,零零碎碎的大概都知道一點。以前我們談五四,很像是表演,打扮得特漂亮,花架子。它究竟是什麼意思,那個動作背後是什麼?不懂。張鳴這本書把五四復原成歷史的原汁原味、重要的互動圖景。的確,他撈到一條大魚,原來軍閥那條大魚,那個重要的對手在歷史敘述中消失了,這盤棋就不好看了。現在又出現了,整個這一池魚就活了,裡面有烏龜王八了,去追魚吃,這就熱鬧起來了。這是我對這本書有好感的第一點。
《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有很多顛覆性說法。比如上海工人罷工了、商人罷市了,上海的軍閥給北京打電報說罷工了。標准解釋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這個密電說工人要罷工了,暗示罷課罷市都不重要,罷工令軍閥感到危機。這個密電要求懲辦國賊,要求把曹汝霖等都給撤了。軍閥電報一過去,那邊就撤了。怎麼一提罷工軍閥那邊就怕了呢?所以官方的解釋好像也說得通。張鳴的解釋是另外一種,他認為,其實北洋軍閥政府並不怕罷工,也不怕罷市,更不怕罷課。他們怕的是軍閥內部自己的人都說話了,你不能不買他的賬。軍閥內部的分裂是最可怕的,因為有槍、有人,佔據著上海,他們說話不能不買賬。張鳴這個解釋合情合理,把我們以前的習慣看法顛覆了。
還有一個顛覆性說法。通常認為趙家樓就是該燒,因為那是曹汝霖的宅子,燒了還便宜了。痛打章宗祥,也打得好,因為他是漢奸。還有一個沒打著,可惜了。這三個賣國賊,看張鳴怎麼給翻案的。他說這些人首當其衝,背上了賣國賊的惡名,實在是逃無可逃。不過作為職業技術官僚,他們三人大體還是安分守己的。不僅安分守己,後來還有很多很好的表現。首先這幾個人很清廉,不貪污。另外後來日本人進來,哄著、勸著請曹汝霖出來做官,實質是佔領軍的重點征服對象。可是他堅決拒絕,就是不出來。按照曹汝霖自己的說法:『我親日,但是不賣國。』真是到了大是大非的時候,他就是不跟日本人合作。這是曹汝霖。還有被打得幾乎半死的章宗祥。五四後抓了那麼多學生,章宗祥應該是出了一口惡氣,可是章宗祥怎麼表現的呢?章宗祥躺在床上動不了,托他的夫人保學生出來。總而言之這三個人照張鳴的說法,在當時的情景下被扣上賣國賊的頭銜,是一個歷史的悲劇,他們並不是主觀的賣國賊,也不是客觀的賣國賊,他們還盡所能為中國爭取了一點東西。
類似的顛覆還有很多。日本應該是最大的敵人,但是在五四運動過程中日本人小心翼翼,比起英國和美國要克制得多。反而是英國人和美國人在租界屠殺中國人。這個事情一般人都不知道。
張鳴還引用一位歷史大家周策縱的說法,說五四運動在相當長的時間是一場西化運動。五四的反日運動不是針對日本人和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針對野心勃勃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張鳴詳細考證當時民間是怎麼動員的,老百姓對日本人的仇恨是怎麼形成的,而且將之與義和團做了比較。雖然當時的運動特別警惕不要走上義和團的仇外的路,但是在最基層老百姓的民間動員裡面,手段和調動起來的情緒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敢打外國人,卻打自己人,這也跟義和團差不多。這又是張鳴的顛覆性觀點。
我覺得這本書最精彩的還不是顛覆,我特別看重的是兩條,第一,我們以前一直影影綽綽地知道,比如梁漱溟曾經說五四運動有很多違法的事情。火燒人家的住宅,又把一個高官打了,連護著他的日本人也給打了。這都是很暴力的行為,不管是對內對外,都是不合適的。但是張鳴把五四運動中的暴力行為做了一個整體的梳理。還有軍閥、政府、民間對這個事情的寬容。這使我看到五四運動的另外一個側面,這個側面在後來的運動中多次出現過,而且還有可能在未來再次出現。像這樣的事情張鳴不僅僅是寫歷史,不僅僅告誡我們總結什麼經驗,還告誡我們一個什麼樣的運動是有效的,是更加妥當的。這是我特別欣賞的一點。
最後說我最欣賞的一點,張鳴除了做一些翻案文章之外,還把群眾運動總結出一個模式,這一章叫《悲情制造》,我覺得他總結得很好。
他總結這個模式,共分七步。
第一步,任何一場群眾運動都有一個悲情。比如說我是好人,但是我吃虧了,甚至我被人打了,我犧牲了。或者是壞人得勢了,他們佔便宜了,他們洋洋得意,這也是悲劇,總而言之不公平。
第二步,有了悲情之後,這個悲情被誇張成一種危機。
第三步,在具體的悲情發展的時候做動員,最好有葬禮,有追悼會,這樣悲情一下注入了強大的動力,火上澆油,『呼』地就著起來。
第四步,政府鎮壓的強度對悲情有兩種影響。如果鎮壓得輕,學生還會挑釁,去渲染那個悲劇。如果鎮壓得重,恐懼壓倒悲情,這個事後可能鎮住。
第五步,在運動持續的過程中有好利用的機會,如趕上了節日,也都會成為新的燃料。
第六步,真會上戲劇,比如演話劇、演街頭劇,全面文藝動員手段都出來了,使真劇和假劇、活劇和街頭劇融為一體,這個運動愈演愈烈。
第七步,剛纔所說的所有這些事情都可能在傳播之中發酵、擴大,誇大劇情,誇大衝突,甚至變成流言、變成謠言,使這個運動迅速走上高潮。
這就是張鳴總結的群眾運動的一種邏輯,用他的話說:這是群體性政治運動自身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只要一鬧運動了,為了動員更多的人參與,所有的參加者都會自覺地或者無意識地認為什麼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不管是演戲、制造問題還是發布流言。這種邏輯有點讓那些對運動滿懷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是只要出現類似的場合,這個邏輯就會重演,除非中國真正進入了成熟的民主體制。我覺得張鳴這麼理性、清楚的認識,不僅僅是寫歷史了,對認識現實社會、對今天指導我們的行動,都有很高的實用價值。
我想找到五四政治史脈絡
張鳴
我本來是想把《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寫成,第一,跟別人不一樣的;第二,完全是一散文體的??不是那種學術套路的,學術規范我是講的。但是寫出來之後還是覺得文體沒放開,好多地方還是有點磕磕絆絆的,又不是太合乎當下的學術創作,可能兩下不得好。
我發現做五四研究的人非常多,卻幾乎沒有人談到當時政治史脈絡:這個運動是怎麼回事,它到底是怎麼運作起來的,和當時政局是什麼關系,和當時的政客、軍閥什麼關系,為什麼五四過後北洋就分裂了。以前我做北洋史研究多一點,在袁世凱的時候,北洋是一個挺堅固、挺團結的集團,後來怎麼撕破臉皮呢?他們跟後來人不一樣,現在的官場人士臺上握手臺下踢腳,後面拔刀子、下毒都很輕松。但是那些老派人物,真的要公開地刀兵相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為什麼會打起來?問題就糾結在這兒。
然後找資料來看,發現實際上應該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分開。五四那天後有一系列運動,上街游行、抵制日貨,那是五四政治運動。之前和此後,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的一些文化論爭,它是新文化運動。這兩個不太一樣。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會不會發生呢?我認為只要當事人們認為國要完了,中國到了危險時刻,學生自會上來。
當時如此,古代也如此。我們曾經有過東漢學潮,也有過北宋末期的學潮,性質都差不多。甚至當年的五四運動,就是以北宋末年的『太學生運動』為導向。當年像傅斯年、羅家倫等都是五四游行的指揮,但這個運動再往下走的時候他們又都不見了,一些更激進的出來了。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在《新青年》、《新潮》上是極力鼓吹個人自由、個人解放,怎麼從家庭中跑出來,怎麼逃婚,怎麼追求個人的自由。像魯迅先生《傷逝》講的,他們學『娜拉』。英雄主義很流行。但是到了五四運動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的個人自由不見了,每個人都把自己跟民族放在一起,而且為了所謂『愛國』就可以無限制地限制個人的自由。凡是不抵制日貨的,就視為漢奸;凡是賣日貨的,那更是大漢奸,抓起來,捆起來,戴高帽子游街。
我發現實際上五四的時候也不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所謂的山東青島危機在1914年已經被日本佔了,那個時候為什麼無聲無臭?為什麼學生不起來鬧?到了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會上雖然說並不想把青島歸還中國,但是已經名義和口頭上答應主權是你們的了。並且中國是戰勝國,我們畢竟改善了一點。這時候怎麼能說最危險的時候呢?怎麼能在這個時候出事呢?我們知道曾經在1915年日本逼中國簽《二十一條》。但是那個日本內閣已經倒臺了,換了一個對中國表示親善的內閣,大把大把地借錢給中國(那個錢到現在也沒還)。這個時候怎麼突然反日情緒高漲了呢?我還發現,像吳佩孚這樣一個滿腦袋舊學思想的、對那種男女自由戀愛深惡痛絕的軍閥,居然在五四運動,跟學生呼應得非常強烈。學生把他捧為聖人,叫吳聖人。他也願意呼應學生,隔兩天就是一篇文章,一篇文采飛揚的通電。這又是為什麼?
我想了好多問題,最後把它想通了說出來,可能說得不對。對我來說,無論是寫學術論著也好,還是寫隨筆也好,其實每一個大的、小的故事都會有一些問題逼著我、追著我,我就會想怎麼把它歸納出來。回答得好、回答得不好,或者答錯了,那就是我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