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二十多歲的孟京輝在外人眼中依舊是個標准的『憤青』——他留長發，對周遭很多事情看不順眼；他癡迷舞臺劇，但對中國話劇舞臺的現狀嗤之以鼻；他在不斷思考，試圖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戲劇表達形式。20年後，變成『老憤青』的孟京輝，已經實現了當初自己對戲劇的很多想法：他創立了中國實驗先鋒話劇形式，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戲劇導演；他獨具慧眼創辦北京第一家民營劇場蜂巢劇場，是演出市場文化體制改革的先鋒；他創造話劇舞臺上藝術和票房雙贏的神話，使小舞臺話劇演員收入從不足溫飽到超過百萬；他創辦北京青年戲劇節，幫助和他一樣擁有美麗戲劇夢想的年輕導演更快成長。就是這樣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藝術家、一位因為有太多『傳說』而讓人敬畏的戲劇藝術家，用他對戲劇、對生活、對生命深層次的思考，令中國的話劇舞臺綻放光彩。

《兩只狗》說的不是胡話是真話

　　記者：《兩只狗》演出500場，被譽為作品中的巔峰之作。第一眼看到500這個數字，什麼感覺？

　　孟京輝：第一次聽說演500場了，我也嚇了一跳。但是我覺得好的戲應該多演，我對這個數字並不滿足。好的劇作如果沒有特殊的原因，演500場、800場甚至1000場都正常。目前我覺得這部戲這樣演下去，演2000場都沒有問題，因為好多人還都沒有看到。

　　記者：從狗的視角看人類社會，這樣的創意最初是怎麼產生的？

　　孟京輝：做這部戲之前，我一直在做一種很大的戲劇，那段時間突然覺得要是從我們日常生活角度尋找戲劇的靈感也很有意思。正好那時候聊起我們的主演劉曉曄家裡養的兩只狗很有意思，它們(狗)做的事情特別奇怪，做法很逗。我就想，可以把這個轉換一下，它們為什麼會這樣？它們的內心在想些什麼？我們人類社會的一些做法對它們的反應是有連接的。從它們的角度看這些事情，感受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就和其他幾位坐下來說這些事情。這些想法其實並不難，誰都可以想得到，但是真正把這個想法做成戲劇，這很難。這中間反復很長時間，纔把這部戲的框架固定下來。為了這部戲，演員們反復討論、練習唱歌、跳舞，還做了一個小型的搖滾樂隊。後來又在進一步篩選、演出中不斷完善，最終成型。我們當初也沒有想到，在北京第一次演就演出四十多場，然後去上海又演了50場，突然之間我們發現，我們要認真對待這件事情了。然後就開始在市場運作、劇本和臺詞上下工夫。

　　記者：你認為這部劇這麼受歡迎的原因何在？

　　孟京輝：這麼受歡迎，還是很新鮮。這是一個令人發笑、思考的生活喜劇。看完了以後會感覺難受，有很多人給我打電話這麼說。有這樣的感覺不是因為看了後會覺得自己像狗那樣的起伏，或者狗替你說了平時不敢說的話。就是難受，是一種對人生的關注。我覺得如果看了難受，那是因為觀眾內心產生了美感。這種美感會伴隨著你，讓你重新思考社會。你會思考自己的生活是什麼樣、未來是什麼樣，在這種思考中，你的思想會飛翔，你會感到自由。

　　記者：這樣的感覺是不是你的戲劇和其他人的戲劇的最大區別？

　　孟京輝：可能是吧，其他人更多的是就事論事，我的更多是舉一反三。或者說，只看到冰山的一角，另外冰山更大的部分需要觀眾自己來完成、來想象、和演員的表演互動完成。我還有很多別的作品，比如最新的《三個橘子的愛情》、《空中花園謀殺案》，有的是關注社會的，有的是關注情感的，有的是更形式感的，有的是特別唯美的，有的比較當代、比較銳利。但《兩只狗》是我所有作品中特別隨意、貼近生活，像酒後吐真言那樣玩鬧的，雖然喝醉了，但說的都不是胡話，而是真話。也許你會假裝左顧右盼，但看了兩只狗會想，自己的尊嚴在哪。別人的關心是不是有道理的。

　　記者：演出中會有類似相聲的表演。之前劉曉曄還專門去德雲社跟郭德綱去學習，是因為他會說相聲而加入相聲，還是因為需要纔讓他去學相聲？

　　孟京輝：不完全是相聲，而是用相聲這種表現形式去說一些事情。相聲這種表現手段是非常考驗演員的功夫的。他要求演員和觀眾的交流要特別的迅捷、有效，這些東西都是演員應該具備的。相聲這種感覺只是表面的，我們劇中沒有特別強調相聲，但劉曉曄對中國傳統曲藝、戲曲等藝術比較喜歡。我不喜歡，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來講就是堆在我身上，堆得太滿了，我老想扒開這些東西看一個新的世界。他不是，他是好這口兒，他這點很可貴。借著他的這一點，我也逐漸在思考。

文化習慣是一個城市成熟的標志

　　記者：從1993年的《思凡》到現在，二十多年，你一直走在實驗先鋒話劇的前列。但現在電影、電視、網絡給大家提供的娛樂手段很多、很便捷，你對話劇的現狀會有擔懮嗎？

　　孟京輝：我覺得無論大眾還是小眾，關鍵是欣賞習慣。就目前來講，五六十歲的人走進劇場的很少，因為在他們的年輕時代、在成長時期，對於美學的教育和個人愛好、背景，沒有養成這樣的欣賞習慣，我不能苛求他們。現在的年輕人進入劇場是一特別時尚的交流方式。這種新的交流方式是跟上一代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從形式上、思想的內核上都跟以往不一樣。那我就乾脆創作一種新的東西。無論是實驗還是先鋒，它不僅僅是表面的形式，重要的是在劇場裡觀眾想要跟我說什麼，我要跟觀眾說什麼——噢？不一樣，驚艷！一種令人心跳的感覺。跟卡拉OK不一樣，跟上網不一樣，跟寫微博不一樣，它就是小劇場的話劇表演，這裡面充滿了奇異的東西，充滿了身體需要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年輕的觀眾要培養一種新的觀念。這就是這些年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小舞臺話劇的演出慢慢多起來的原因。年輕人除了去卡拉OK，除了宅在家裡之外，還有一種更美妙的交流方式——去看話劇。這很好，你的生活變得美好了。

　　記者：目前有些城市在話劇、芭蕾舞、交響樂等這些高雅演出方面，市場反響並不是很好。你認為根源是什麼？

　　孟京輝：文化習慣——這個特別重要。文化習慣是一個城市成熟的標志，每個城市都應該有他的文化習慣，比如法國阿維諾戲劇節，每年到戲劇節的時候，幾百萬人進行戲劇的狂歡；再比如柏林，那裡的政府也好、觀眾也好、創作者也好，都有一個非常濃厚的戲劇的氛圍。這個是民族傳承下來的一種文化習慣，是文化自信力和文化對政治、經濟影響的一個特別重要的部分。文化本身也是一種物質，這種物質是會漫射到各個地方的。對我們來說，也不能著急。很高興的是，我們很多城市、很多人已經開始乾了，而且政府也意識到這一點。對於孩子、對於未來這很重要。我們經常會聽到：給我們的孩子一個晴朗的天空。但是想象力的天空怎麼給呀？人的自尊的天空怎麼給呀？這些都需要文化。那種信心跟美感的准確把握和享受，這一點特別重要。

　　記者：你這些年排了這麼多部話劇，從《思凡》、《琥珀》、《戀愛的犀牛》、《空中花園謀殺案》、《三個橘子的愛情》，這些話劇作品中不乏適合拍成電影的素材，像《空中花園謀殺案》。現在電影的大環境這麼好，你以前也拍過電影《像雞毛一樣飛》，現在有沒有考慮過再拍電影？

　　孟京輝：考慮過，但是我想要拍一部完全不同的電影。不是為了不同而不同，因為我的世界觀、我的視角跟別人不一樣。我拍過《像雞毛一樣飛》，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們都很喜歡，口碑也不錯，但是只做一個、兩個沒有用，要多做幾個纔能成為一個系統。這樣的話，我看待問題的方法纔能成為一種語言，大家也纔能逐漸認可。這是需要時間的，不能著急。

　　記者：你是中國話劇界的奇跡，你的作品既能達到藝術上的高度，又能贏得票房。原因是什麼？

　　孟京輝：原因是我很熱愛自己做的事情，這個特別重要。在沒有人做戲劇的時候，我做戲劇是為了證明我自己。在所有人都做戲劇的時候，我要做好的、不同的戲劇來證明我所有的選擇都是對的。而且我選擇做的都是戲劇美學的層面。

在小眾的范圍內爭取更多的觀眾

　　記者：觀眾看戲都是要挑戲的，但是你卻說過，看你的話劇，你是要挑觀眾的。為什麼？你覺得自己的觀眾群是小眾的就可以了嗎？

　　孟京輝：我是要在小眾的范圍內爭取更多的觀眾，在大眾裡面尋找小眾的支持。這樣纔是辯證的一種認識。我的想法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慢慢來。中國戲劇的革新和發展，以及往前走的頻率、速度，前進的決心，是有賴於一代人、幾代人共同努力的。有一點，我特別討厭不愛進步的人，我瞧不起他們，在各個行當都一樣。有的人一會兒喜歡乾這個，一會兒喜歡乾那個，但是他不進步，對當今最先進的東西不理解，他就是在趕時髦，那不行。其實觀眾也是一樣的，有很多觀眾的生活很拘謹，他只認他環境裡的東西，稍微超出一點他就接受不了。其實沒關系，這類也不是壞觀眾，只不過他的口味、品位和他的美學培養范圍比較窄。可怕的是，有一些觀眾他先天就不去接受新的東西，會覺得那些東西跟自己沒關系，還沒看呢就先把自己屏蔽了，屏蔽了自己的生活和進步意識，對什麼都麻木不仁。這一部分觀眾，我覺得就算了，就自然地把他們分出去了。我希望看我的戲的觀眾，是對未來、對現在生活、對人的內心都充滿柔情、希望的人，這樣的一群觀眾進入劇場，你想想，那多來勁啊！

　　(本報記者王 津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