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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片肅穆。室外廣場上,代表在日本遇難勞工的6830雙布鞋訴說著對死難者的哀悼,室內,一場名為『抗戰期間日本奴役勞工罪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正在舉行。85歲的天津籍老勞工邵義誠第一個發言,就60多年前他被強擄至日本西松建設項目公司安野發電廠做勞工的苦難經歷激情證言。
昨天的研討會現場一片肅穆,標注著會議主題的橫幅藍底黑字,與會人員全部穿著帶有『不能忘卻的歷史』字樣的T恤,表情莊嚴沈重。邵老的發言預計為8分鍾,但他情緒激昂,演講已經超過8分鍾,卻沒有人打斷他。九一八愛國網總編輯吳祖康給他的演講進行了全程攝錄,最終報告的時長為:14分30秒。
邵老說:『在日本每天超負荷地勞動,大冬天的光著腳在河裡清石頭,一天只吃不到1斤的口糧,腿受傷了也不給治,直到乾不動了纔被關在一個小屋裡不讓出來……那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邵老的發言引起與會專家學者的一致認同,他們紛紛譴責日本強擄勞工的罪行,並就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面臨的問題以及出路等方方面面進行了學術探討。
昨天的南京,天氣很熱,人們都看出邵老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但是在會上,他仍然打起精神,用他特有的天津口音一字一句地講述了他在日本當勞工的苦難經歷,令與會者備受感動。
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會長林伯耀在邵老結束證詞時說:『目前的西松和解並沒有意味斗爭的結束!還要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邵義誠大聲說:『我要繼續斗爭,活到100歲!』現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1944年7月,我19歲,賣煙為生。每天端著個盒子在大街上叫賣:『香煙,誰買香煙……』我有個姐姐比我大兩歲,有個妹妹比我小兩歲。我父親在1943年就失蹤了,應該也被抓去日本當勞工了,從那以後沒見過面,母親帶著我們生活。
1944年7月份的那天,我從天津坐火車到青島批發煙,下了火車,剛出車站不久,就被三個壯漢塞進了汽車。
到了附近一個旅館,壯漢問我:『在日本那邊給你找了個工作你乾不乾?』我連說:『不去,家裡父母和姐妹都等我回去呢。』但是他們不容分說,把我推進房間控制起來。
當時,我身上有700多元,都讓他們給搜走了,他們說連同給我的500元安家費一起郵寄到家裡去。我把地址留給了他們。事後纔知道,他們根本沒往我家裡郵一分錢。
待了五六天,賓館的人數增加到60人,後來又從濟南拉來300人,一共有360人,被押到日本。360人擠在一艘船的底艙裡,在海上走了一個星期。大小便全部在船艙裡,根本不讓出去。
先到門司(日本地名),然後坐火車到了廣島。我們這些人分為4個縱隊,一部分在山下挖隧道,一部分在山上清理河道裡面的石頭。我們清石頭的60個人又分兩個小組,第一組從早晨6點乾到下午6點,第二組從下午6點乾到次日早晨6點。
幾十斤上百斤的石頭,都是靠人工抬,冬天那麼冷,水達膝蓋,我們都站在刺骨的河水裡乾。
大概兩個月之後的一天,我的腿被石頭砸傷了,不給治,也不讓休息,還讓繼續乾。又堅持了兩個月,腿爛糊糊的,幾乎站不住了,老板纔不讓乾了。
能乾活的早晨一個饅頭,中午和晚上分別兩個饅頭,病號每天減半,每天只能吃兩個半饅頭。1945年3月,我和其他13個病號被送回國。
當時我的腿根本站不起來,幾乎是蹲著回家的。而我的母親因為相繼失去丈夫和兒子,備受打擊,而且家裡沒有了勞力,積勞成疾,又無錢治病,最終含恨而去。一直治療了兩年,我纔漸漸能夠站起來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