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3年出生，1970年參加工作，那個年代我們這一屆是幸運兒，因為前面有老三屆，後面又有歷屆畢業生，均都未能躲過上山下鄉一劫。當時我被分配到南開飲食公司下屬的一個門市部即新時代飯館，從事面案工作即包包子。一下，就是13年。1983年組織青年培訓，我被調到該公司，在公司期間主要從事組織、人事、紀檢等工作，經歷幾次乾部充實基層，我都未調動，仍然留在公司，一乾又是17年。

　　2000年，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機制和資金的滯後不斷顯現，國有企業走到了盡頭。當年，我主動提出終止勞動關系即買斷工齡，從吃鐵飯碗的30年下來之後，心裡也是沒抓沒撓的。沒有了經濟來源，一家三口，孩子正逢上大學，妻子下崗。面臨的現實是每天需要消費，可又沒有收入來源。我想，我是一家之主，不能被眼前困難嚇倒，路是人走出來的。

　　於是，我就重操舊業從打工開始，在居住地附近的一家包子鋪包包子。由於我對和面、制餡、包制及蒸制各環節熟悉，一開業，這家包子鋪門庭若市，忙得不亦樂乎，老板和老板娘樂壞了，逢人就說：我們請的邢師傅有專業技術。那時，街坊鄰居紛至沓來，品種最多時達到9種，都是我一人料理，工資只是400元，我也不計較，因為這麼多年從未計較過這些，至今還是那樣。老板為了挽留我，每到發工資時，他們給我買排骨、鮮魚、鮮蝦，我們相處很好。

　　2000年下半年，在報刊上看到一則消息：為了擴大規模，市政府將原東方飯店劃屬狗不理，看到這個消息後，我想如果能去這個店，就是不給錢，我也願意去。到了那，我還可以增長見識。我被分配到制餡間。在那裡，我有幸接觸了國家級餡王及同仁高手。我每天早來晚走基本上沒有公休，帶領制餡間學員及其他人員一起努力工作，從領導到同志們還是比較滿意的。那時我的工資最多時纔517元，但我感到很滿足。

　　好景不長，2003年上半年，我國遭遇了病魔SARS，天津也不例外，原本正常的工作、生活均被打亂，流動人員被禁，飲食業也難逃一劫，飯店遭到前所未有的損失，那時恰逢『五一』黃金周，企業門可羅雀。在不情願下，企業只能減員降低損失，於是我這個打工的首當其衝，當時心裡充滿酸楚。離開了心愛的工作，又一次失業。有些事情總這麼巧，上帝關上一扇門的時候，同時又給打開一扇窗。在狗不理制餡間，我曾經傳授加盟店制餡工藝，加盟店店主知道後，讓我去他們那——山西晉城。當時這個地區也是SARS重災區，由於失去了工作，未顧及這些，我乘火車到鄭州，轉乘長途再赴晉城。現回憶起來，這是我SARS時期最好的工作，同時也是外出打工邁出的第一步。在這個店，我主要負責制餡，可以說投資人還是比較滿意的。

　　後來山西榆次投資人邀我到那去。到了榆次，正值春節前夕，我根據多年在國有企業的經驗，主動建議老板，利用新春佳節增加花樣品種如涼、熱菜；成品與半成品菜；多種真空袋裝包子餡，店堂門前大擺大賣，豐富了市場，購買場面非常火爆，有的品種如包子餡經常脫銷，當月營業額較上月增長10萬餘元。由於這個店春節經營有特色，老板賺到了錢，與榆次相隔200裡介休市的投資人得知後，也加盟了狗不理。於是投資人專門邀我去，讓我整體負責經營管理，因為我豐富充實了原晉城店和榆次店的經驗，就大膽簽約經營責任書，從全面管理和品牌如何運作，都是我一人全權負責。我從做企業文化開始，強化員工理念，組織學唱店歌，創新經營將天津菜和地方菜融入一體不斷翻新，狠抓服務和包子質量，在該地區受到好評。同年，天津狗不理集團組織召開全國加盟店工作會議，投資人委托我代表他參加，這是我外出打工以來得到的最高待遇。從此，天津狗不理出現了外出打工的打工經理。

　　幾年來，我先後在二個直轄市，四個省(晉、魯、豫、甘)12個加盟店打工，曾連續兩次代表投資人，參加天津狗不理集團組織召開的全國加盟店工作會議。打工使我認識到，千招會，不如一招鮮。通只有在專的基礎上纔有意義。

　　作家二月河說：人在最底層有個好處，就是無論從哪個方向努力，都是向上的。過去的成績，如同斷線風箏，不能牽住不放，唯有忘記。只有銘記昨天的路，還需腳踏實地自己去走，纔能闖出一條新路。失業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