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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談新中國若乾歷史問題》,蘇維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楊尚昆說,寫回憶錄絕不可望風捕影,要靠文獻。但楊尚昆的日記在『文革』一開始被人抄家燒掉了
1993年,楊尚昆同志從國家主席的崗位上退下來以後,很多老同志建議他寫回憶錄。後經他認真考慮,接受這些意見並親自給中央寫報告,經中央批准,成立了『楊尚昆回憶錄整理組』。關於寫回憶錄,在本書中楊尚昆同志說,寫回憶錄是一件政治性很強的工作,要嚴肅對待。回憶錄也算是一種史書,從個人的經歷反映了那個時期的歷史大背景。因此材料必須翔實可靠,絕不可望風捕影,盡講些花花絮絮的東西,嘩眾取寵;更不可借寫回憶錄誇耀自己。對於自己應該一分為二,是即是,非即非,要實事求是地總結一生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給後人以啟迪。他還說,他自己保存下來的日記,『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人抄家燒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給他平反的時候,原來專案組的人說這些東西都燒掉了,但是究竟燒掉沒燒掉,誰都拿不出一個憑據來。所以,楊尚昆認為,寫回憶錄最可靠的還是歷史文獻,比如那件事發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僅僅靠個人的回憶是說不清楚的。
中直機關『整風反右』存在錯斗、錯劃現象,傷害了一批同志
楊尚昆同志自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後一直到1965年『文革』前,在中辦任主任20年,自1950年組建中直機關委員會兼任中直機關黨委書記,在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任上長達12年之久。在書中,他對這期間的一些事情有詳細敘述。其中就談到了中直機關的『黑旗事件』。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整風反右運動中,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圍繞該室負責人應否劃為右派分子問題發生爭論,毛澤東認為中直機關黨委在領導秘書室的運動中犯了『扶右反左、插黑旗』的路線錯誤,稱之為『黑旗事件』。中直機關黨委第一書記楊尚昆,書記曾三、劉華峰都受到了批評或處分。談及這一事件,楊尚昆認為:『在反右斗爭開始後,我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直黨委書記,也曾應邀到一些單位作過幾場報告,闡述黨的政策,當然也講了一些過頭的話。後來,全國約有50多萬人被劃為右派,即使按當時《劃分右派分子的標准》,也有許多是錯劃的。中直機關在右派定案工作中還是比較謹慎的,同「三反」運動中「打虎」一樣,中直機關強調實事求是,不事先規定指標,至於具體到人,哪個人該劃不該劃,中直機關黨委以當時高級黨校上報的、經中央書記處批准劃為右派的一個同志的材料為標杆,對各單位上報的材料逐一反復認真討論,最後定案。中直機關劃定的右派比例,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但是在當時的大氣候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錯斗、錯劃現象,傷害了一批同志。如果評價我這個中直黨委書記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穩的話,那麼,到了1958年,在秘書室整風反右運動中,我被指責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事後,我辭職未成,但已開始物色適合擔任中直黨委書記的人選,准備換屆交班。』
楊尚昆說他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對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一直心懷內疚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楊尚昆三次同我們談廬山會議前後情況。眾所周知,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後來因為毛澤東嚴厲批判彭德懷的《意見書》,急劇轉向了反右傾。他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導火索』,看來事情帶有偶然性,其實不然。據他分析,即使沒有彭的《意見書》,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也很難實現。書中,他詳細講述了廬山會議的一些細節。如7月21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長達3小時的系統發言。在這以前,胡喬木聽說張聞天准備發言,特意給張打電話,要他『注意形勢,少講缺點』。但是張聞天還是按照他准備的發言提綱講了。按照慣例,與會同志在小組會上發言,都摘要刊登會議《簡報》。那天,刊登張聞天發言要點的《簡報》剛剛准備付印,他就打電話來要求撤回。我就去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說:『人家自己的東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給他吧。』這說明張聞天在思想上也有顧慮。他在會上評說『大躍進』的缺點是冒了很大風險的。他要求退還他的發言稿,對我來說也很為難,如果我不請示劉少奇就退給他,就會有人說我同『教條主義者』又弄到一塊去了。
再如,8月10日,小組會上有人揭發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的當天晚上,在黃克誠處講過『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話。全場大嘩。後來又有人揭發李銳曾向周小舟轉述田家英說過『將來有一天他調離中南海時,准備向毛澤東提三條意見:(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這又引起巨大震動。李銳當場咬定這話不是田家英說的,是他自己的想法。會議轉向批判李銳,被劉少奇制止,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另外解決。
在書中,諸如此類的細節還有很多。楊尚昆說他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為了盡快出來工作,違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審查結論上簽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對後者,他一直是心懷內疚的。所謂『秘密錄音』事件,本來很簡單,但在『文革』中被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成了楊尚昆的一大『罪狀』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兩次批評錄音工作,後來被稱為『秘密錄音』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一伙把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炒得沸沸揚揚,並且把所謂『秘密錄音』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秘密竊聽』一案得到徹底平反。關於這個問題,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葉子龍(時任毛澤東秘書兼中辦機要室主任)的回憶錄裡有反映,當事人劉吉順(時任中辦機要室專職錄音員)也發表文章談自己的親身經歷。楊尚昆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這一事件最主要的當事人,他是怎樣評說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的呢?20世紀90年代,楊尚昆撰寫回憶錄,同中辦的一些老同志共憶往事時,自然而然地說起所謂『秘密錄音』問題。在書中,他談到,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只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秘密錄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這是林彪、江青一伙為了整人不擇手段的例子。當然,首先是毛澤東不喜歡錄音。但書中,楊尚昆同志堅持認為,錄音不但不是他的罪過,相反是一大功勞。錄音,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歷史文獻嘛!遺憾的是,1961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由於時間緊迫,搶救下來的東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
辦公廳主任的工作像一張麻將牌,就是『聽用』,黨需要你乾什麼就乾什麼
楊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在中辦主任的崗位上默默耕耘20載。談及中辦的工作,楊尚昆說:『打麻將不是有一張可以當做任意一種牌使用的「聽用」嗎?辦公廳主任的工作也是「聽用」,黨需要你乾什麼就乾什麼。』1965年11月10日,楊尚昆突然被免去中辦主任職務。楊尚昆在書中回憶說:『毛澤東找我談話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日子,文章實際上傳達了毛澤東准備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信號。也正是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對於被撤職的原因,楊尚昆說:『毛澤東認為我是教條主義者,又和彭德懷的關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我將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所以,他首先拿我開刀。』被撤職後的楊尚昆,從廣東到山西,自1966年7月開始被隔離審查,12月25日,被押回北京,開始被無休止地批斗,受盡折磨。就這樣,楊尚昆經受了長達9年的『監護審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監護』。
1978年11月23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向楊尚昆宣布了審查結論:『楊尚昆同志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幫的誣陷迫害。現已審查清楚,應恢復其黨的組織生活,補發在審查期間停發的工資。』但是,這個審查結論留了尾巴。兩天以後,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楊尚昆同志不顧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評,在私錄毛主席談話的問題上犯有錯誤。經過審查,過去把他定為陰謀反黨、裡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中央決定,恢復楊尚昆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所謂『秘密錄音』問題再次進行審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纔正式發文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