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朱玉冰在翻看父親編寫的教材 |
足球場舊址 |
朱煥章一家合影 |
張國輝 |
校史館 |
石門坎 |
照片上的學校舊址 |
從外表看,石門坎不像是個很有文化的地方。這裡幾乎是中國最貧困的鄉村,茅草屋觸目可及,屋裡人畜共住,不到百米長的街道上布滿大小不一的坑窪,污水橫流,一到夏天,蒼蠅亂飛,一不小心就得踩一腳牛馬的糞便。街上總能碰到似乎長期沒有洗過臉的人,顏色灰一塊白一塊。沒什麼娛樂活動,看電視是孩子們在打豬草之餘,為數不多的用來打發空閑時間的方式。
但楊忠信可以毫不費力地穿過有膝蓋那麼高的荒草,找到已經廢棄多年的游泳池、籃球場。他手舞足蹈地一比畫,就復活了這個村落曾經十分輝煌的時光。
在石門民族中學一間四周沒有窗戶的校史館裡,這段輝煌歷史被原原本本地記錄在許多老照片上。照片都有點模糊,泛著黃色,上面有一大片歐式建築群,那是過去的石門坎學校。照片上還有一個大型運動場,裡面曾經容納過100支來自全國的運動隊進行比賽。
半個多世紀以前,這個位於貴州省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最西部山區的小村,一度從偏遠落後的狀態,一躍變成『中國西南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曾經擔任過威寧縣教育局局長的楊忠信相信,自從1905年傳教士柏格理將現代教育帶入這個村莊時開始,在那些長滿雜草、如今被用來拴牛的地方,曾經生長出一枚中國早期最優秀的現代教育的碩果。
直到上世紀50年代,這種教育還遠近聞名。那時,年幼的楊忠信正是出於對這種名望的仰慕,從自己居住的紫雲苗族布依族自治縣步行到石門坎求學,路上整整走了12天半。
如今早已退休的楊忠信,曾經花費大量時間,一點點走遍了滇東北苗寨裡那些曾被石門坎教育影響過的地方。他發現,輝煌一時的石門坎教育已經被很多人忘記,當年遍及周邊鄉鎮的學校,如今也都無處可尋。
為此,他寫過縣志,寫過石門民族學校校史,試圖保存那段歷史。他覺得,當年那種『前赴後繼、薪火相傳』的教育,以及它所創造的奇跡,不應該被忘記。
柏格理辦學
在英國傳教士柏格理到來之前,石門坎和周圍所有的苗族村落一樣,不僅貧窮,文化也十分落後。今年61歲的石門鄉政府秘書張國輝曾聽父親講,當時,附近苗寨裡幾乎找不出一個人能數到兩位數。幾個寨子裡纔能找出一兩個老人懂漢語,這些老人很受歡迎,因為所有人上街趕場都要接上他們,充當翻譯。
石門坎交通不便。直到今天,貴州公路網也沒有延伸到這裡,多數村莊之間也沒有能夠通車的道路。一年前,一個鄉乾部從縣城開會回來,路上遇到泥石流,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整整走了三天纔到家。
沒有人知道柏格理通過什麼方式到了這裡。1905年,這個瘦高的英國男人開始在石門坎興建學校,並於第二年開始招生,開啟了讓當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
在當地人嘴裡,柏格理建學校的故事至今還被講得繪聲繪色。據說,他向當地的彝族首領要一塊地,說只需要『一張牛皮』大小就可以。首領以為微不足道,答應把這塊地送給他,這位牧師於是將牛皮割成細條,最後圍起來的土地足有80多畝。
這座最初只有一個『初小班』的學校,逐步發展擴大。到1912年,學校已經發展成一個完善的小學,設有高級、初級班以及男女兩部,並取名為『光華小學』。柏格理還在學校後面建造了宿捨、禮堂、游泳池、運動場,這些當地人完全陌生的新鮮事物。
來到石門坎之後,柏格理換下洋服,一身中國式的打扮——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人一同吃住。老人們聽說,他為人和藹,十分尊重苗族人,路上不管遇到誰,總是先讓道,口裡說聲『得罪』。
除了辦學校,柏格理還著手整理苗族文字和文化。當時,苗族並沒有文字,人們靠著古代歌謠傳承歷史故事。柏格理會同精通英文的苗漢知識分子,潛心研究,經過幾次失敗,終於為苗族創立了簡明易學的拼音文字。文字分『小字母』和『大字母』,用小字母表示聲調,裡頭包含常見的拉丁字母,以及自創的幾何圖形。柏格理還研究了當地苗族的服裝,從傳統服飾紋樣中獲得靈感。這套文字在許多村寨沿用下來,直到今天。
這個英國工人的後代還把自己熱愛的足球運動帶到了石門坎。這讓石門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遠近聞名。
當石門坎學校第一批苗族學生小學畢業時,柏格理決定選擇其中的優秀學生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門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學生』到成都學習,他們畢業後全部回到了石門,並成為當地第一代苗族教師。此後,這個傳統延續下來。從這個過去從沒有過現代教育的地方,一批又一批孩子出發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光華學校變成了一座擁有小學和中學的現代學校。楊忠信曾經查閱資料發現,20世紀的上半葉,這裡的畢業生,有很多考取過碩士生、博士生,其中有10多人曾擔任省部級的高官。
不過,柏格理本人並未親眼看到這些。1915年9月,光華小學流行斑疹傷寒,這名51歲的英國校長因護理患傷寒癥的學生染病去世。就在這一年,對石門坎影響深遠的一個苗族孩子朱煥章,跨進了光華小學的校門。
從目不識丁向二元一次方程的飛躍
楊忠信至今記得,當年在石門坎求學時,條件十分艱苦,『冬季穿的都是單薄衣褲和草鞋,上課時有的同學只得提上個暖手的木炭火爐,夜間,一床薄羊毛氈半邊做墊半邊蓋,寒冷難眠;夏天,一催熄燈號,壁蚤排隊出來了,咬得人難以入睡』。
但這所艱苦的學校,卻徹底改變了石門坎。楊忠信能掰著手指,一一歷數這裡創造的多個第一。這裡興建了威寧縣第一所中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雙語教學學校,開了男女學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貴州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球場。他還發現,這裡有過中國最早的麻風病院和中國第一所苗民醫院。這裡是中國境內首次發現和報告地氟病的地點。
現在,整個石門坎甚至找不到一個郵政所,但在當時,要從國外寄信到石門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寫下『中國石門坎』的地址,郵差就能把信件准確地送到這裡。
柏格理開啟的現代教育,讓石門坎變成學者筆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區』和『中國西南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當年石門坎留下的很多故事,如今還在被人津津樂道。
柏格理為石門坎帶來了西式的現代文化教育。盡管已經過去了幾十年,這個貧窮小村裡仍然能碰到英語能力很強的老人。幾年前,幾個英國人來到石門坎,遇到了張國輝的二叔、當年的石門中學畢業生。他們用英語對話,交流非常順暢,一旁的翻譯根本不需要開口。
楊忠信也在石門坎打下了堅實的英文基礎。從高一時開始,遵照當時的教育改革,楊忠信開始學習俄語,再也沒有撿起過英語課本。但如今,他說話間嘴裡還會不時蹦出幾句簡單的英語。他表示,這都是在石門坎受教育的結果。
在母校百年校慶上,有人曾回憶起30年代石門坎的某次體育運動會。當時,舉辦者出了一道題:一個農夫背負狐狸、雞、米過河,條件是每次只能帶一樣,使狐狸不能將雞吃掉,雞又不能吃掉米。要解答這道題目,需要列出二元一次方程。
『這的確是一項了不起的教育體系工程所結出的碩果。』回憶者感嘆,『很難想象在短短的20年裡,山裡的農民從目不識丁完成了向二元一次方程的飛躍。』
完全按照現代標准設置的運動會,成為石門坎在當時最引人注目之處。無論是柏格理還是他的繼任者,都在發展教育、文化、技術、經濟的同時,把體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學校除了開設有文藝課、體育課,還開展足球、籃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徑、騎馬、舞蹈、歌舞等多項活動。
楊忠信還記得,當年的大足球場離學校有一公裡,每周六學校都要組織學生去踢兩個小時球。得益於當年的鍛煉,楊忠信50多歲時還能在縣城和一幫棒小伙子同臺競技,『我打前鋒,能在場上跑個40來分鍾』。這個平日一直端坐著的老人說起這些,手舞足蹈地比畫著,並專門補上一句:『馬拉松長跑,我還是國家二級運動員呢!』
今年已經70多歲的朱玉冰是石門坎學校第三任校長朱煥章的女兒,她從小就聽父親講一些傳奇般的故事。比如,1934年,駐紮在昭通的貴州省第三綏靖區司令楊森,聽說了石門坎足球隊的名聲,專門帶著他的軍人足球隊前來比賽,結果輸了兩場,贏了一場。臨走時,這名司令員硬是帶走了當地的幾名球員。
昔日的西式教育,如今在石門坎仍然留有痕跡。當年修建的足球場上長滿野草,但仍然能看到被砸出幾個缺口、刻著中英文碑文的石碑。用青石條修在半山間的兩個游泳池,一大一小,一淺一深,雖然早已滴水不存,但依稀能看出四面的圍牆來。
而每年端午節舉行的『全民運動會』,影響遠遠超出了石門坎。1932年,石門坎的運動會已經開到第21屆,貴州、雲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運動隊前來參加,連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威寧縣縣長雷新民也親臨現場。有人略作統計,發現比賽內容包括學生團體操、田徑、跳遠、跳高、橕竿跳高、三級跳遠、擲鐵餅、標槍、足球,高年級的國術十三路彈腿、拳術等。
到1934年,第23屆石門坎運動會,吸引了從四面八方趕來觀看的群眾,足有兩萬多人。
這樣的輝煌,一直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當時,貴州省畢節地區參加國家和省足球比賽的隊伍中,有一半以上的隊員出自石門坎。當地許多人堅信,在1936年舉辦的柏林奧運會上,中國足球隊中就有來自石門坎的隊員,而在1959的國家足球隊裡,石門坎人也不在少數。
幾年前,有個外國人來到石門坎,總是感嘆村民生活貧困、精神麻木。但有一天,他遇到一個當年從這所小學畢業的農村老人,脫口對他說流利的英語,並且亮出嫻熟的腳法,和他討論足球。
山區裡的現代化社區
朱玉冰曾經收集到一本父親編寫的《苗民夜課讀本》,書頁已經泛黃,滿是補丁,不知被翻讀過多少次。書的內容有識字,有勸學,有幽默詼諧的小故事,還有農業選種、耕種知識,文字接近口語,通俗活潑。
其中『分工合作』一課中寫道:『農人種稻麥,裁縫做衣服,工人造房子,商人通有無,大家分工,大家合作,人類的生活纔能滿足。』插圖栩栩如生,一目了然,識字和傳授經濟學常識兼而有之。
除了教授現代知識,光華學校的教育者們重視在當地開展鄉土教育和實業教育。石門坎鄉村教會農業和手工業技術推廣部成立的時候,苗族人王明基就在醫院旁邊,推廣種植和手工業技術。王擬定的《推廣實施大綱》,包括成立生產合作社,試辦小規模農場、民眾教育和協助鄉村衛生事業等,推廣部還組建了毛紡廠,普及織布技術;大批苗族青年被送往外地,學習各種外來技術。
楊忠信對這種『生活教育』的結果印象深刻:『從對面山上看過來,像一座小城市,當時的房子,都打了土牆,蓋了茅草,牆都要用石灰刷白,看上去雪白一片,每年的春天都要粉刷一道,石板路或者土路,都要掃得乾乾淨淨。』當時,一些外地的苗族人會專程來石門坎參觀。
教書之外,朱煥章走遍了附近滇黔川三省交界區的苗民村寨,推行平民教育,幫助人們脫盲。當時,三分之二的青壯年大花苗人,都能通讀朱編寫的《苗民夜課讀本》。
1935年,朱煥章從華西大學畢業。畢業典禮上,前來觀禮的蔣介石認為朱煥章代表畢業生的發言『語言通俗,道理深奧』,希望他留在重慶綏靖公署工作,卻被朱拒絕。
回到家的朱煥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宋美齡送的良種雞在當地繁衍,建成了『朱校長的養雞場』。
在朱煥章之前,另一批畢業生還在當地建起麻風病院,開了中國西南部人道對待傳染病患者之先河。直到今天,仍有患者住在那裡。經過幾年努力,到上世紀40年代,石門坎已經變成了一個完整的現代化社區。在這個山村中,有醫院、游泳池、麻風病院、孤兒院,人們開闢了果園,建起了手工業和農業實業推廣部,甚至有郵政代辦所。
石門坎還有一位校長吳信純,畢業後回到故鄉擔任校長,還把學校的分校開到了其他地方,並帶領人們開梯田,植樹造林,把一片貧瘠的石頭山改造得郁郁蔥蔥。
如今,保留在石門坎舊址上的《石門坎溯源碑》上,刻著『裂開泉石,牘啟心門』這樣的句子。每當有人前來拜訪,張國輝都會帶著他們來這裡。10多年來,他先後接待過數以千計的學者和記者,『最多的時候,一天來兩三撥』。
在這滿臉皺紋的老人看來,這塊石碑和它記錄的故事,是石門坎最值得讓人記住的東西。
前赴後繼薪火相傳
盡管已經過去了多年,楊忠信仍然記得自己當年在石門坎讀書時的一位老師。當時已經40多歲的總務主任楊耀先,隔一段時間就要到昭通采購糧食或教具,來回要走70多裡山地。為了省錢,楊耀先從來不僱馬,100多斤重的東西,他常一個人扛回來,一趟走下來要10個小時,不但山路艱險,還有可能碰上土匪。
這名昔日的教育局長嘆息:『這種精神再也找不到了。』
從石門坎走出的第一批小學畢業生開始,返鄉教學幾乎成為所有石門坎學生的選擇。他們往往外出攻讀本科甚至博士學位,然後回到學校教書。一份統計資料顯示,『文革』前,石門坎學校的歷任校長,都曾是該校畢業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學歷。
朱煥章曾一度前往昭通市一所中學擔任教導主任。然而他發現,苗族學生仍然難以進城求學,於是在1943年再次回到石門坎,與本族精英分子一起在原小學的基礎上,創辦了石門坎私立邊疆民族初級中學,一度成為鄰近三省近20個縣市的最高學府,共管理著96所小學、5所中學、1所神學院和一些醫療機構。
朱煥章回鄉從教,工資微薄,生活拮據,甚至很難給6個女兒帶來基本溫飽。迫不得已,朱校長的家人只好自己紡麻做衣服,自己種菜,一床被子東破一塊西破一塊,被姐妹們撕成了條條。楊忠信還記得,朱煥章經常身披麻衣,腳穿草鞋。
朱煥章賣馬的故事在當地廣為流傳。石門坎山路難行,朱校長喜歡養馬,既能代步,也能改善生活。但朱玉冰記得,每當有窮學生要出去深造,父親就要賣一匹馬,剩下的錢就換成鹽巴,敲碎了分給教員們。有一次,朱煥章到雲南昭通辦事,路途中遇到一匹馬望著自己長嘯不止,走近一看,原來正是之前自己賣掉的馬匹,消瘦不堪,可能是日常背負太重,背上有一塊塊破皮。
朱玉冰含著眼淚回憶,回家後,十分愛馬的朱煥章說起此事,不覺淚流滿面。
楊忠信表示,在這樣的表率下,眾多學子義無反顧地返回石門坎,再由石門坎源源不斷地把學生輸送到石門坎以外的苗族地區,使貧窮的石門坎得以成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學技術傳播中心、人纔中心。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碩士張有輪謝絕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門坎教書;博士張超輪畢業後,曾放棄大城市大醫院的工作,回到石門坎行醫,為苗人治病。
一名社會學家評價『石門坎現象』時說,這個『以苗教苗』的人纔循環,與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纔困境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方面,西部鄉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掙紮;另一方面,人往高處走、孔雀東南飛,在信奉市場經濟的今天成為流行的行為規則,於是一些進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農家子弟迅速地忘卻那些掙紮著的鄉親,迅速地忘卻自己的由來。而石門坎曾經的教育行為規則是前赴後繼、薪火相傳。
在這些教師的熏陶下,石門坎的學校裡朝氣蓬勃。每天只有三兩雜糧可吃的楊忠信還記得石門坎教師親手創作的勸學勵志歌。他印象最深的是那首《書讀不好我不回頭》:『世上無難事,只怕不用心,書讀不好,我不回頭,再苦再累,定要學深學透。』
『球場上龍爭虎斗,教室內外書聲朗朗,樹蔭下三五成群學生在潛心復習。集會出操號聲響徹山谷,蕩漾在數公裡之外。』現居昆明的朱艾光先生這樣描繪昔日學生生活的生動場景。
校園的精神風貌今天很難見到。每當客人來訪,全校都要禮貌地迎送二三裡地,師生們不卑不亢,粗茶淡飯以招待賓客。
楊忠信手中一張翻拍的照片展示了這樣一幕:學生們整齊地排列在崎嶇的山道兩旁,清一色身穿白褂、滿臉稚氣,正在翹首等待嘉賓。
這樣的風氣,一直延續到1950年代初。當時,縣城的兩所中學都停辦了,石門坎中學也面臨教會津貼中斷、政府還沒接管的窘境。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差不多一年時間,但是石門坎上空的讀書聲一天都沒斷過。
石門坎奇跡
盡管沒能找到石門坎昔日教育的現實蹤影,楊忠信還是努力勾勒出這段歷史的部分面目。他認為,石門坎走出過10個省部級乾部、20多個地廳級乾部,以及200多個縣處級乾部,可以作為這種教育成功的一個范本。
石門光華學校第一任校長楊苒惠1917年從華西大學畢業,時年21歲。他的兒子楊體耀回憶說,石門坎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大花苗(苗族一支)文化、文明的發祥地,也是自己一家文化、文明的發祥地。大花苗文化是從20世紀初纔發展起來的,自己這一家,有文化是從父親一輩開始的。爺爺是第一代,是一個銅匠,沒有文化但有遠見;父親算第二代,是一個中學生;自己這一代算第三代,出了一個初中生、一個高中生、一個大學生;第四代出了兩個大學生、兩個中專生、一個高中生;第五代已經出了四個大學生。
這是石門坎當年的教育改變無數個人、無數家族命運的一個縮影。這種改變,正始於柏格理辦學。
過去的石門坎留給人們的,並不只是殘存的教堂和老人們嘴裡偶爾蹦出的英文單詞。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試圖復原這段歷史。
朱煥章的女兒退休後,選擇回到石門坎居住。有時候,她會漫步校園。父親曾種下櫻桃和苹果的果園在『大躍進』的時候被砍伐殆盡;女教師宿捨旁邊小花園裡的秋千架只在60年前的黑白記憶中搖蕩,而如今這裡變成了一片茂密的玉米地。但那些往事從來沒有在她心裡消失,只要有機會,她說起來,便滔滔不絕。
2005年,石門學校舉行百年校慶,雲南、貴州、四川、香港等地的老校友和英國牧師柏格理的後人聚集一堂。他們中,最老的已經將近90歲,不少人拄著拐杖,坐著輪椅,或由兒女攙扶而來。
談話間,老人們說起石門坎的奇跡。有人這樣指出石門坎的啟示意義:如果說教育文化低落的主要因素是經濟貧困,那麼石門坎從前的經濟也很貧困,窮人求學、窮人辦學,石門坎文化奇跡是在貧困的經濟基礎上取得的。
一名白發蒼蒼的老人時隔多年後回到故鄉,說起兒時就讀過的大教室,激動不已:『在天邊都看得見石門坎的上空幾顆亮亮的星星,誰不跑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