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把握怎樣的方向標

　　北京大學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肖鳴政認為，初次分配以促進提高效率為主，適當拉開差距，但要保證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第二次分配以公平為原則，通過調節稅收，如征收遺產稅、房地產稅來平衡差距。對高收入群體征收個人所得稅，或鼓勵他們多為社會捐贈，而對於低收入群體，可予以政府補貼、福利等保障性政策傾斜，通過對富人征稅和向窮人補貼來達到均衡目標。

　　關於收入分配均衡化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部長貢森提出了這樣的看法：『國家過度保障可能窒息地方、單位、社區、家庭和個人的自我努力，就會導致依賴心理甚至「養懶漢」。因此，基本保障需要精心設計、認真組織。』

　　據貢森分析，按照庫茲涅茨對收入差距變動的分析框架，我國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有一個相同點，即工業化和城市化在初期導致和加劇了收入分配問題；同時我國有兩個主要不同點，一是沒有遺產稅和完善的資本稅，以減弱富人的資本積累速度，二是民主政治體制還在建設完善中，還難以保證多元主體的參與和利益平衡。因此，在我國特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要扭轉初次分配中勞動份額下降和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關鍵在於中長期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加快二元經濟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轉移過程，以及建立健全稅收和政治制度。既不能聽任『完全的自由市場』自動修復，也不能寄希望於政府直接乾預市場的初次分配。

　　蔡志洲認為，在初次分配中，提高職工工資，勢必增加投資者特別是企業的成本，如果工資漲幅太大，會影響企業投資積極性，有些企業主甚至可能撤出投資。因此，收入分配調整一定要把握好度，尋找一個合適的平衡點，原則上是逐步改善，首先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慢慢來，步子不要邁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