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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引發三大變化:第一,工資的上漲是必然的而且終將逐漸加快;第二,勞動關系要發生劇烈變化;第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迫在眉睫。
『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並不意味著勞動力供給的絕對不足,而是說,只有提高工資纔能保持勞動力供給得到滿足。人口轉變導致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是導致勞動力供給從無限到有限轉變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人口紅利的式微與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正是如影隨形。例如,近年來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減少的同時,農民工實際工資每年增長率則高達10.2%。
理解這個原理,承認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並非學術之爭,最主要的意義是本來可以使我們早在若乾年前就預見到:由於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第一,工資的上漲是必然的而且終將逐漸加快;第二,勞動關系要發生劇烈變化;第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迫在眉睫。不管怎麼說,即使經濟學家因過於草率地質疑人口紅利即將消失,並相應地否認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判斷,未能發揮其預言家的職能,當這些現象終究發生時,事情並沒有嚴重到只剩下亡羊補牢的地步。
盡管我本人一直是關於人口紅利消失和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預言者,但我絕非悲觀的卡桑德拉。針對理論界和輿論界流行的觀點,本文隨後的討論將對以下兩個疑慮給予否定的回答,即第一,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後勞動力優勢會喪失嗎?相應地,第二,人口紅利消失是否將放緩經濟增長速度。
首先,只要工資增長有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支橕,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就不會喪失。劉易斯轉折點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突出表現,就是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其實今年出現的漲薪潮只是2003年以來工資水平上漲趨勢的繼續。事實上,農民工工資在2003-2008年期間,是以年平均10.2%的速度提高的。而且,工資上漲符合勞動力供求規律,既是承受得了的,也是求之不得的。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和同事做過相關的研究,發現在中國制造業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始終與工資上漲相伴,而且長期以來快於工資增長。這就給我們留出了一個空間,允許工資上漲在一定時間內甚至可以快一些。也只有這樣,纔可能真正提高勞動者報酬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反過來,普通勞動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會大幅度提高消費,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需求動力。
其次,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延續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還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紅利。有人在解釋民工荒現象時,認為是戶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礙著勞動力轉移。我本人一度也認為如此,不過,我現在相信,人口結構變化這個因素發揮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不過,制度性障礙的確影響著勞動力充分轉移,人口紅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過創造條件可以人為保持和延長的。
推進相關制度改革,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許多有利於擴大勞動力供給的制度建設,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紅利的潛力。由於我國城市化的定義是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比重,因此,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城市化率為45%,但是,從非農戶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這兩者之間12個百分點的差距,使農民工不再是城市的過客,而成為永久居民,就是開發勞動力供給的制度潛力。此外,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也是中國特有的保持競爭力的機會窗口。
我們可以根據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把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解決未富先老的問題。人口老齡化並不可怕,畢竟,恰恰是最富的國家有著最高的老齡化程度。我們面臨的是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來了較高的老齡化。例如,把中國與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可以看到我們的老齡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國家的。但是,假如中國在未來10年或者20年的時間裡,加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行列,與那時的高收入水平國家比較,我們的老齡化程度卻並不突出。所以,關鍵在於保持經濟增長速度。前面提到的發掘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措施,都是為這個任務服務的。歸根結底,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人口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能做的只是未雨綢繆,謀劃形成第二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引擎。
我曾經撰文討論過第二次人口紅利,即可以利用變化了的人口結構特征,在老齡化的條件下,創造新的制度環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產生的不利效果,從而挖掘出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源泉。從先行國家的經驗看,這類努力應該包括:建立起有利於資金積累的養老保障制度,以彌補老齡化條件下居民儲蓄率的降低;加強技能培訓和深化教育,顯著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以適應產業結構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求,打破勞動力數量短缺的瓶頸;繼續發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形成和諧勞動關系,消除勞動力供給的制度障礙。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們應該樹立這樣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紅利終究是會枯竭的,而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潛力則是無限的。
說到底,作為對人口紅利的作用進行估算,對其前景做出預言的始作俑者,我絲毫也不迷信人口紅利。畢竟,越是發達和富裕的國家,越少依賴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來推動經濟增長。提醒世人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在即,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無異於呼吁經濟增長方式要加快向生產率驅動型轉變。
時下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明白,中國經濟的確需要轉型。黨的五中全會通過了我國十二五規劃建議,在吹響轉型號角的同時還清晰地描繪了轉型的路徑。現在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有效地推動經濟轉型。我認為,除了財稅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之外,還應該通過要素價格變動來推動經濟轉型。其中,薪酬的合理增長,應該是推動轉型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在未來一個時期內,薪酬的合理增長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當前,我國城鎮化建設方興未艾,隨著更多的農村人口變為城市居民,其生活方式將由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狀態和低層次的消費水平轉變為現代城市居民的消費方式,從而促進消費在經濟增長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試想,數億人消費水平的幾何級數提昇將會對消費增長帶來多大推動!我認同我國經濟已進入了『劉易斯拐點』的觀點。當然這一拐點不是某一時間點,而是一個時間區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城市中企業的工資被不合理地控制在較低水平,則無益於農村勞動力進一步流向城市。因此,推動薪酬合理上漲,尤其是農民工工資的較快上漲,將有助於促進城鎮化建設進而推動消費快速增長。工資上漲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會帶來較大壓力,從而推進企業積極地推進機械化和自動化,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進而推動產業昇級。對出口行業尤其勞動密集型出口行業而言,工資上漲則無疑有助於改變出口產品結構,增強出口產品競爭力。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卻在持續下降。據統計,1995至2006年,該比重由59%降為47%;與此同時,資本收入卻上昇了12個百分點。當然,由於統計上存在死角,這一數據可能未能反映勞動者報酬變化的全貌,但在較大程度上反映了勞動者的工薪所得。由此可見,與GDP增長同步提昇勞動者報酬已刻不容緩。在基尼系數達到很高水平的情況下,薪酬增長應當主要是指勞動密集型行業和低收入群體薪酬的合理增長。因為這部分人群每增加一個單位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從而在相應縮小我國收入差距的同時,有助於促進消費增長。近年來,我們欣喜地看到,相比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有了明顯上漲,但總體來說仍未達到合理水平。
提高低收入群體薪酬水平,似乎反對者寥寥,但有人卻免不了有些許懮慮,生怕薪酬增長較快會削弱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影響我國出口競爭力。但我認為,只要薪酬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不會給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帶來實質性的削弱。
統計數據表明,在過去的30年裡,我國工資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勞動生產率,後者比前者快了3個百分點;中國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指數,1980年為1,2008年則降為0.45。這說明,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即使工資的增長快於勞動生產率增長,只要這個速度不大於3個百分點,中國相對低的勞動成本仍然能夠繼續維持。
再從出口單位價值指數看,我國的出口產品價格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是處於低位的。盡管我國出口單位價值水平有所上昇,但昇速遠慢於世界平均水平,也遠慢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從2000到2008年,中國出口產品的單位價值上昇了13%,而世界平均卻上昇了60%,發展中國家平均也上昇了55%。當然,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價格上昇很大程度上是由石油、原材料價格上昇帶動的,而我國卻是石油、原材料的主要進口國。無論如何,出口價格有上昇空間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出口價格的上昇有助於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
近年來,盡管有大量勞動力供給,勞動者的工資還是不斷上昇的。但由於勞動生產率增長快於工資上昇,勞動力成本仍是在不斷下降的。目前,我國勞動力成本水平相對仍比較低,2008年我國內地制造業平均工資水平仍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15%-20%,與泰國和菲律賓基本相當。因此,即使勞動力成本有所上昇,但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國勞動力成本在世界上仍具有競爭優勢。我認為,未來只要薪酬上昇的速度不快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力成本仍然可以有效地控制。當然,未來有必要一方面加快資本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加快步伐推動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勞動力成本在出口和貿易順差中的重要性逐步降低。
誠然,薪酬的上昇對未來物價上漲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壓力;從中長期看,人民幣又具有進一步昇值的潛力,出口產業容易受到雙重擠壓。但我認為,在產能過剩,主要產品供求關系基本平衡的格局下,我國未來不具有惡性通脹的基礎和條件,再說政府平抑糧食和豬肉等重要食品市場供求關系的能力已明顯強於過去。未來物價總體水平可能會高於前一個時期,但只要GDP能維持9%左右的增長,尤其是工資增長可略快於物價上漲,低收入群體仍可能在漲工資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如果溫和的物價上漲能夠在基本不損害低收入群體利益的情況下,推動經濟轉型的加快實現,則未來CPI上漲的容忍度可以略高一些。人民幣昇值來自實體經濟方面壓力是國際收支不平衡。當工資上昇超過人民幣名義匯率上昇時,將有助於減少貿易順差,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進而減輕人民幣進一步昇值壓力。鑒於對出口來說,工資上漲和匯率昇值具有某種相同的效應,因此有必要在昇值和漲薪之間取捨和平衡。考慮到國內經濟轉型的需要,應該在當前和未來幾年,讓匯率小幅漸進昇值,從而推動工資有較快的增長,避免人民幣昇值過快而擠掉了薪酬上漲的空間。因為薪酬上漲會直接改善民生,促進國內的消費;而人民幣昇值的效應可能會更多地體現在促進對外投資和國際市場消費方面,這與低收入群體無緣,同時只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會多一些,我想我們應當盡量不讓肥水外流。
毋庸置疑,薪酬合理增長的目標行業和人群應該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和低端勞動力。在這方面,地方政府應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及時合理調昇最低收入標准;同時出臺相關舉措鼓勵和推動有關行業調昇工資。有關部門應出臺政策推動低端勞動力薪酬增長制度化、規范化和定期化。當然,還可以考慮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最低課稅標准,直接將低收入群體的部分勞動所得返還其本人,同樣可以起到增加其收入的效果。此外,地方政府應大幅度削減微小企業的多類稅費,讓這些生存本已十分困難的弱勢企業能有相對多的財務資源可以提高其員工的薪酬水平。不應經常是有呼聲,有壓力時就做一做;呼聲變小和壓力減弱時就放一放。這件事不僅關乎公平正義,同時也著實與經濟轉型密切相關。
目前,我國勞動力成本水平相對仍比較低,2008年我國內地制造業平均工資水平仍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15%-20%,與泰國和菲律賓基本相當。因此,即使勞動力成本有所上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國勞動力成本在世界上仍具有競爭優勢。未來只要薪酬上昇的速度不快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力成本仍然可以有效地控制。
考慮到國內經濟轉型的需要,應該在當前和未來幾年,讓匯率小幅漸進昇值,從而推動工資有較快的增長,避免人民幣昇值過快擠掉了薪酬上漲的空間。因為薪酬上漲會直接改善民生,促進國內的消費;而人民幣昇值的效應可能會更多地體現在促進對外投資和國際市場消費方面,這與低收入群體無緣,同時只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會多一些,我們應當盡量不讓肥水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