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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之普查焦點:計生委和工商局不能以普查數據爲罰款依據
普查面臨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公衆的不配合,對房子等調查內容還心存疑慮。人們的隱私意識已經具備,法律與公民意識尚不足,人口普查的難度,隨着經濟發展的變化在增加,重現1982年的經典調查幾無可能,但翟振武認爲,普查的難度並不會一直增加下去。
本報:第一次與第二次人口普查,面臨的是要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年自然災害結束不久這樣的背景,國家急需獲得人口信息。但時至今日,人口普查已經開始爲可持續發展考慮,能不能說,人口普查已經從被動式的變爲主動式的了?
翟振武:我覺得可以這麼說。從1990年開始,我們按聯合國推薦的慣例,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蒐集信息就會常態化,不是說像以前那樣臨時有事才普查的。
本報:但現在社會的變化速度太快了,每十年進行一次普查,您覺得這個頻率有必要調整嗎?
翟振武:我們每十年進行一次普查,中間逢五年就進行一次百分之一的人口抽樣調查,另外每年還進行一次千分之一的人口變動調查。所以我覺得這三套調查組織起來,對人口的基本信息還是能夠把握得住的,不需要進行更多改變。
本報: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被很多人視爲範本,您覺得還有可能再出現那樣的情況嗎?
翟振武:我覺得好像不太可能出現。因爲那時羣衆很配合,我們也是義務地去普查,不要報酬,組織上也很嚴密,當然質量很高。但隨着市場經濟發展,很多人不願意配合,即使進了家門,也不願如實回答。再過三十年,普查難度會越來越大。
本報:其實很多人不配合,是擔心因爲調查,讓自己的超生、擁有多套房產這樣的事情被掌握,將來有可能面臨罰款、被徵房產稅這些問題。這次普查中,對被調查者的信息嚴格保密,是不是也意味着,對相關的政府部門,也不能公開被調查者的具體信息,而只提供宏觀數據?
翟振武:不能。普查後,所有的信息都留在國家統計局裏進行彙總——這些信息沒有個人名字和地址,所以無非就是計算平均收入等數據。這次普查規定裏都寫了,普查結果不用於其他任何目的,而且任何行政機關都不得以普查的數據作爲罰款的依據。比如計生委和工商局,就不能以普查的數據爲罰款依據。
本報:有人對被訪者的誠信程度和最後的調查結果有懷疑。因爲如果有一些被調查者沒有如實回答問卷的話,就會造成人口普查數據錯誤。如果作爲評判標準的數據不可靠的話,如何解決呢?
翟振武:普查裏的絕大多數項目,大家都會如實回答。任何調查總有誤差,但只要在允許範圍內,就不會影響對人口形勢的判斷。有的內容會誤差較大,比如收入,凡是低收入的人一般都會如實回答問題,但是收入高的人卻不一定會如實回答,但這並不影響大的方面,要做具體分析。
本報:社會在發展,科技條件在改善,公民隱私意識在增加,但這些無形中加大了普查難度,社會進步和普查難度之間,應該是這樣成反比的嗎?出現這樣的普查窘境,您認爲是咱們特殊的社會情況導致的?還是別的國家也會面臨類似問題?
翟振武:在國外,人家很清楚這是公民的義務,所以很配合普查。比如在美國,人們都不拒絕普查,每個人都會認真填好每封信,然後郵寄回去。美國的人口普查制度比較成熟,既保護隱私,公民也有很好的法律意識。咱們的國家法律規定,每個公民都要配合普查,但很多人有隱私意識,卻沒有法律意識。我們這方面意識比較淡薄,認爲普查就是普通的檢查,所以不開門的情況纔出現。再過些年,人們法律意識強烈了,就會配合普查了,普查質量就會比現在高得多。另外,流動人口如果定居在城市裏了,也會降低普查難度。現在正是經濟發展階段,也是人口普查越來越有難度的階段,但並不是說,以後會越來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