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景軍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 項目經理 姜曉朋

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MSI)項目官員 夏菁

嘉賓現場討論

背影為嘉賓：河北『愛之光』小組負責人 艾滋病毒感染者 小楓

嘉賓：景軍

嘉賓：夏菁

嘉賓：姜曉朋

　　景軍：艾滋反歧視應該從衛生系統抓起呼吁主動檢測

　　嘉賓：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景軍

　　『積極對話』志願者、河北『愛之光』小組負責人，艾滋病毒感染者小楓

　　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MSI)項目官員夏菁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項目經理姜曉朋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走進搜狐《益論壇》，論壇開始之前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先看看你身邊，如果你身邊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你們的第一反映是什麼？就是自己最真實的想法。

　　網友：我覺得還好吧，我能接受。

　　主持人：如果你發現你身邊的同事或者朋友是艾滋病感染者，還會跟他一起工作，一起吃飯，游戲嗎？這個問題先留給大家暫時思考一下。

　　主持人：今天探討的話題是艾滋病患者身份公開到底能不能加速反歧視進程？09年11月27日，公布一項調查報告，專門針對艾滋反歧視的，裡面提到了大概中國有74萬感染者，大家能主動檢測，知道得病的人很少，公開身份的就更少。

　　現在探討第一個話題，一個是要不要公開，一個是應不應該公開？這裡面涉及的問題，先探討第一個，要不要公開？因為網上做了一個調查，大概有4300人參與調查。這個問題是說你在職場上求職的時候要不要公開身份，大概有兩千人持支持意見。理由是你公開身份是對別人生命的尊重。但是反對的人可能比較激烈，得了艾滋病就不能跟我們一起工作，這樣對他人比較危險。我想在座的嘉賓對這個現象怎麼看？有沒有接觸這方面的情況？這裡面主要反映大家什麼樣的心態？

　　姜曉朋：艾滋病只是疾病屬個人隱私不應該公開

　　姜曉朋：昨天下午還點到咱們鏈接看了投票情況，反對公開略微多於支持公開，看這個結果略微有一些欣慰，這個結果說明這麼多年大家認識逐漸開始轉變。從我個人來講我是反對公開，不管應不應該，還是要不要，都是反對的。感染者身份的公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幫助反歧視的工作，能夠幫助大家來認識了解艾滋病，了解其實感染者跟我們是一樣的。他只是身體有這麼一個病毒，但並不影響他跟我們正常的工作、生活、學習，接觸，一起吃飯進餐都不影響，他也有他正常工作的能力，應該得到正常工作的機會。不管在各種情況下，病毒攜帶情況是沒有必要向大家公開的，這是他個人的隱私。

　　主持人：實際上您的角度，這個病毒雖然具有傳染性，但是還是屬於個人隱私范疇。夏老師呢？

　　夏菁：有限制身份公開交流可促進人與人平等、尊重和接納

　　夏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公開身份，以陽性身份跟普通人群進行平等、尊重、相互的交流，傳遞艾滋病准確、科學的知識，傳遞人和人之間平等、尊重和接納。通過這種方式，使艾滋病防治顯得更為人性化，它可以搭建一個平等的平臺，讓普通人跟艾滋病毒感染者相互了解，尊重，接納，讓社會達到所謂多元和和諧，這是一種非常積極的因素。

　　但是，它也是有一個限制的。目前社會對艾滋病感染者歧視普遍存在，感染者公開身份對他個人工作、生活來說存在著極大的風險。到目前為止美國有籃球明星約翰遜可以站出來告訴大家他是感染者，在印度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對公開處境不做任何處理。但是截止到目前中國還沒有多少感染者可以這樣做。

　　主持人：事實上，應該還有不少人站出來的，只不過這些人站出來之後生活好像更艱難了。

　　姜曉朋：實際上有很多現實的數字可以很清楚的說明這個問題。去年有一個報告，調查兩千多名艾滋病感染者，超過30%艾滋病感染者表示他們感染的狀態得到過隨意的暴露，超過40%感染者經歷過嚴重的歧視。比如房東可能讓他搬家，領導會把他轉到一個不太重要的崗位，或者乾脆找借口讓他換工作。比如家人對他另眼看待，比如自己的孩子在學校裡被同學，被老師孤立，甚至被退學。這些都說明整個社會對艾滋病感染者歧視還是方方面面的，還是系統性的存在的。

　　主持人：景軍老師呢？

　　景軍：艾滋患者身份有必要告知無需公開

　　景軍：我覺得暴露身份是被迫的，公開身份是主動的。我們討論公開身份的時候，也許需要比較一下，為什麼我們會談到公開艾滋病感染者身份這樣一個要求呢？假如姜老師患有肺結核，我患有肝炎或者其他傳染性疾病，是不是也會接觸這個話題。我要告訴我同事，我有肺結核，我有肝炎，有這個必要嗎？告知和公開是不一樣的，告知是我告訴與我這個疾病最相關的人。就艾滋病而言，傳染渠道無非就兩個，血液傳染和體液傳染。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要對著所有人說我感染了某種疾病？簡直是不可思議。

　　實際上公開應該是非常准確的定義，什麼叫感染者身份的公開？這個很重要。剛纔夏菁老師講的那個公開，實際上是為了倡導的意義去公開，而不是為了保護他人，他是為了反對歧視而公開。而我們現在談的公開實際上我們談論的是告知你的同事、家人、朋友等，有必要嗎？我覺得告知的是這樣的，一個感染者應該告知自己女朋友，或者告知自己的丈夫，告知自己的太太，因為他們是有性生活的。對於一個男同性戀者，應該告知過去自己的同伴，這個告知就應該限定在可能由於病毒感染的網絡中。所以在三個詞匯上用，一個是暴露，一個是公開，一個是告知，我傾向於艾滋病不要走這個所謂的公開，我有我自己的權利，但是我也有權利對我可能危害的人做到告知。所以告知是一個比較准確的詞，而不是公開。

　　景軍：大家應支持艾滋病毒檢測降低感染

　　主持人：我的理解，您所說不管是曝露，公開，告知，其實還是建立在自律基礎上，你自己沒有危害性。我摘抄了一些網友留言，他們說艾滋病感染者發現時只有一個人，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就是因為很多人隱藏了自己的病癥，讓別人沒法預防，以至於現在越來越多，而且難以控制了。

　　景軍：網友是需要教育的，甚至包括醫務界。做了艾滋病防治工作這麼多年，為什麼每年還是要新發現三四萬人？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故意傳播的問題。

　　首先我們對艾滋病生命歷程要了解，艾滋病毒有潛伏期，七八年內，如果不去做檢查的話，不知道感染了艾滋病。這期間，他如果帶著這個病毒感染了其他人，他是在未知情況下感染的。所以如果要降低每年的感染數字，大家就都應該支持艾滋病病毒的檢測，在普通人群中就應該注重。大多數情況下，99%情況下是在不知道情況下傳播給別人，故意或者明知自己是感染者導致傳染，那是極少的案例。但是現在社會包括我們網友，經常看的是極端的案例，我們看到的不是99%的正常分布，我們看到的是例外的分布。在這個時候，這種例外，1%給我們帶來的心理壓力超過了99%給我們帶來的心理安慰。

　　夏菁：感染者公開身份與大眾知情權不存在矛盾

　　夏菁：為什麼網友非要讓艾滋病感染者告知自己的陽性身份呢？大家知道普通日常接觸是不傳染的。感染者的公開身份跟大眾的知情權，我覺得是不存在矛盾的，而且我也不認為感染者公開了身份，他們就安全了。

　　姜曉朋：我想補充一點，這個看法來自於我們對待一些傳染性疾病有一些傳統的慣常做法，就是把所有病人找出來，給他們一個相對隔離性的措施，認為這種措施就限制了這些傳染源不會有新的感染。但是這個做法在國際上證明，在艾滋病防治上是行不通的。

　　小楓：作為感染者願意公開身份更擔心受到不平等待遇

　　主持人：咱們說了半天都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下面在現場還有另外一位嘉賓，他是感染者之一，但是他主要還是從事艾滋病防艾宣傳工作。他是瑪麗斯特普項目『積極對話』的骨乾志願者，還是河北『愛之光』艾滋病預防小組負責人，小楓，因為某種原因他現在沒有辦法面對鏡頭，但是我們可以聽聽他從發現得了艾滋病，到現在成為一個宣傳志願者這樣一個歷程，有請小楓。

　　小楓：其實我非常願意坐在臺上和幾位專家和老師一起參與這個話題的討論。但是作為一名艾滋病的病人，我想談下第一個話題，公開、告知，暴露的問題，站在我個人的觀點，我首先認為要求公開也好，告知也好，暴露也好，對於我們每個感染者來說，我們也是一個基本的人，我們是有一個人最基本的需求，一個健康生存的權利。我想要求我們告知，或者暴露我們身份，那有沒有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社會支持環境。當我們告知了我們身邊的同事、領導、朋友，他們能不能真正從內心接納我們？能不能給予我們平等的就醫、就業、就學等等一些基本的權利？能不能保護我們這些權利不受損害？我覺得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從2006年成為一名志願者，從公開來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對於促進參與，有效防治有非常巨大的意義。經過我們有效的參與，能讓更多的朋友真正認識艾滋病，真正了解艾滋病，有了感染者的參與，在這幾年所有的社會宣傳，包括我們的反歧視宣傳活動中，真正能讓大眾活生生能看到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病人，和現場每一位朋友沒有什麼兩樣。我們艾滋病人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樣，皮膚潰爛，皮疹，精神不振，不能見人，不敢見人，其實不是這樣的。

　　歧視由何而來？我覺得有多種原因，最基本的是對艾滋病基本知識缺乏了解。我作為一名志願者，非常願意公開我的身份，但是我也非常擔心，公開之後，明天我回到家我是不是要再一次搬家？我是不是要感受鄰居們用異樣的眼光排斥我，甚至對我帶來傷害。作為一個感染者的個體，我非常支持感覺景軍老師所談的話題，告知，其實作為每一個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在我們經受這個疾病的傷害之後，人之初，性本善。我覺得我們每個人經歷了最初的這種傷害和打擊之後，都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在這幾年感染者社區做關懷的實踐當中，我們也深刻的體會到，我們很多的感染者朋友，處於這種愛心，發自內心的善心，主動去醫院就醫，告知醫生，醫生會主動拒絕你。我們有手術，沒地去做，有病沒人給看，讓我們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我還想舉一個例子，我身邊的一個朋友，被他們所在一個縣的疾控暴露了，這種暴露是強加給他個人的。縣疾控給了他們的村醫講了你們村有一個人感染了艾滋病，當他回家的時候，全村人都指責他，甚至有人打他，罵他，把他趕出了村子，直到現在三年多的時間，他都回不了家。而且甚至還有的家庭、父母把他趕出來，不接納，不理解。覺得你得了艾滋病，就是得了一種髒病。

　　其實我想今天對所有觀看這期節目的朋友說：我們對於艾滋病的知識真正是太缺乏了解和認識了，其實艾滋病就是一種像乙肝一樣，像肺結核一樣，就是一種慢性疾病。艾滋病傳播途徑血液、母嬰和性傳播，所有和艾滋病正常接觸、工作、生活、握手、擁抱，所有正常的行為都不會傳染艾滋病。我們為何要歧視它呢？

　　姜曉朋：艾滋感染者被貼壞人標簽法律保障條款無保障措施

　　主持人：謝謝小楓，實際上小楓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艾滋患者本身樂意公開這種身份，以現身說法身份告訴大家，怎麼樣一個正確的防范艾滋，但是事實上，有的人站出來之後，遭遇了很多社會歧視，這也是擺在大家面前的問題。現在社會歧視為什麼遠遠大於艾滋病本身，這些原因到底來自哪些方面？

　　姜曉朋：歧視的原因是很復雜的，一個是制度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來自於社會。咱們在06年國家發布艾滋病防治條例，這是中國目前關於艾滋病防治一個最高法律效率的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明確規定了各級包括政府部門等等，都不能歧視艾滋病感染者，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規定。但是歧視之後會怎麼樣，並沒有給予明確的說法。在地方各級他們的文件和規定裡也沒有明確的說法。

　　第二個方面，我想主要是社會歧視，可能大家把艾滋看得很骯髒，給艾滋病感染者貼上標簽——壞人。我記得07年有一個調查，全國六個大城市的調查，有1/3城市青年人認為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因為他們不良行為。反社會歧視需要不斷的通過各方的努力。需要社會各界不斷的來改變大家這個觀點。

　　夏菁：艾滋病對多數人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夏菁：我們在工作中也發現有很多法律法規相互之間是存在著矛盾的。舉個例子，艾滋就業歧視案例參照公務員條例患了哪些病是不合格的，其中艾滋病就是一條，人民警察准入條例當中也是有這麼一條。但是，假如說我成為了人民警察或者公務員以後我再得了艾滋病，那我還是屬於合格的嗎？法律和條規之間，一方面需要一個調整，需要完善，同時需要在社會發展進程當中逐步的來進行修訂，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還有一些不同大眾，艾滋病對於每個人來說還是遙不可及的一件事情，每個人都覺得那是別人的事情，僅僅每年到了一個特殊的日子，那麼一個疫情的公布。所以對這個話題一個是不關注，即使關注了，三條傳播途徑可能說的都是頭頭是道。可是你問他為什麼還是恐懼，可能不一定有人知道？這就是一個知識還不夠全面，還不夠科學。

　　第三點，絕大部分人都認為艾滋病感染者都是一些道德上有缺陷的人。我們經常看到很多艾滋病宣傳當中的一些宣傳口號，潔身自好，遠離艾滋，反過來是不是得了艾滋病的人就不潔身自好呢？顯然這是一個偽命題。還有得了艾滋就會遠離幸福，那不得艾滋的人每個人都會幸福嗎？顯然它也是不成立的，這就是我們在宣傳當中也存在著一些可能需要改進的地方。同時也是艾滋病病毒傳染者參與的力量，我們做這些宣傳的時候，很多我身邊的病友告訴我，他們看到這個口號這麼一個感受。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艾滋病感染者也參與，是具有非常大的影響的。他也可以讓這些所謂的宣傳，教育，耿繼從人性角度，或者更科學的角度來考慮這些問題。

　　景軍：歧視首先基於恐懼恐懼源於醫院醫生排斥

　　景軍：我認為歧視主要是兩條，一個是基於恐懼的，當恐懼徹底沒有之後，這個歧視還存在，那是基於道德的判斷。所以他恐懼的呢？恐懼又來自於什麼呢？來自於艾滋病就是日期對艾滋病的理解，這個理解實際上是一個基礎的知識體系建構。因為在最早的時候我們看一下艾滋病名詞，在紐約它是3H，第一個H，是血友病，第二個H是男男同性戀，第三個H是海地人，所以在紐約發現的醫生就把艾滋病叫3H，意思就是3個H的人纔能患這種病。舊金山醫生給的名字叫做同性戀癌癥，在中國醫學界叫超級癌癥等等，這是一個醫學知識建構。

　　艾滋病從醫學上來說，醫學沒法打開社會歧視這把鎖頭。對於我們來說，第一個來自社會恐懼的歧視都沒有去掉。比如你領著小孩走，爸爸媽媽碰到一件事情害怕了，小孩絕對是害怕的，小孩會有一個條件反射。現在第一個來自恐懼的歧視是跟醫院醫生有關系的。如果我們醫院和醫生，或者我們醫學話語都沒有這個歧視，那我們普通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樣，被爸爸媽媽領著，說看到醫生都不怕，我為什麼怕。但是今天現實醫生在公眾場合也好，在行駛治病救人過程中，連續幾個大型醫院調查都證明醫生非常排斥艾滋病患者，而且醫生是明明知道這個艾滋病患者不會把艾滋病病毒傳染給他。

　　隨便做一個實驗，讓小楓今天下午到北京十個醫院去，進行就說我感冒了需要打吊針，隨便去一家，只要表明艾滋患者身份，沒有一家給你提供醫療救助。而且他明明知道你是不會傳染給他的，這又是為了什麼？就變得非常復雜的事情。首先我認為醫生就有歧視，就像小孩看到爸爸媽媽恐懼一樣，自然就會恐懼，我們公眾跟著權威走，公眾對這個反映實際下意識跟著醫療權威走的，跟著醫療權威話語，跟著他們眼神，跟著他們表情走的。我說十家醫院絕對一點誇大都沒有，你可以今天去做。多少次調查都證明醫生不願意給艾滋病傳染者提供服務，我們就要探究。它可以為其他傳染病人提供救助，但是不願意為艾滋病傳染者提供救助。

　　景軍：無奈艾滋假新聞特別符合公眾心理和期待

　　主持人：艾滋患者只要公開身份，一個是醫院排斥，治療上得不到保障，就業、生活上都得不到保障，這就加劇了社會矛盾，包括現在經常出現報復性傳播事件。

　　景軍：現在社會上假新聞太多了，而且就艾滋病編出來的假新聞和謠言遍地都是，謠言你隨便來一個。到現在沒有一例刑事案例。但是說完這句話，所謂報復社會，很多性行為是隱蔽的，有些人對艾滋病患者有一個想象，這些人太壞了，他肯定在以後性行為中不告訴對方，但是其實也不是這回事，為什麼他不會這樣子呢？因為如果你不告訴對方的情況下，你也不能問對方有什麼性疾病史。如果我是感染的話，我跟別人有性生活的時候，我也不問別人性生活史，造成其他疾病的感染。那會加速我得艾滋病的病癥，所以為了保護我自己，我需要保護別人。不是說你就去，帶著病毒四處傳播去，你沒有任何危險了，你的危險很大，你會感染梅毒，你會感染其他性病，你會感染乙肝，都會感染的。所以這個過程中，不是你去報復別人沒有風險，你的風險很大。這個問題上，我一聽到這個，聽到十個，九個是假新聞。當然假的特別符合我們心理和我們的期待，我們的網友，我們的讀者一聽這個就特別相信這個故事，因為這個故事太圓滿了。可是人生不是這樣的，人生不是我們想象的。為什麼我們網友，為什麼讀者覺得這個故事是真的，景老師講的故事一定是假的，這是我感到特別無奈一件事情。

　　主持人：我也想知道為什麼出現這麼多關於艾滋的謠言，即使它是假新聞。

　　小楓：歧視，因為對艾滋病知識的不了解，恐懼，會對艾滋病人群進行一個道德化，標簽化，污名化，我們需要反思，包括剛纔提到的我也非常反對所謂的莫須有的社會報復。我們需要反思，我們媒體，我們所有的媒體在進行這些報道的時候，有沒有進行它真實的調查。這些信息是不是真實的？而且你有沒有想到我們這些媒體朋友們，進行這些報道之後會帶來什麼樣的對艾滋病問題產生什麼樣的不良的後果。

　　我們鼓勵感染者的參與，第一點，我們真正的參與能夠讓更多的社會大眾真正認識艾滋病，了解艾滋病，去保護好自己，不得艾滋病。我們也有這個善心去回饋社會，我們也有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同時我們感染者的參與，還能幫助國家，幫助疾控部門做好感染者的關懷工作，因為這是我們一個特有的優勢。作為一個感染者，我們再去和同伴交流的時候，他會對我們會有親情，共情，因為我們是同樣的身份。假設你去采訪，或者疾控工作人員，可能就被他所抵制。

　　景軍：艾滋病感染者參加這個工作，好像就是說負面教材。但實際上，感染者它的感染渠道是很多的，每一個感染者都是不幸的，或者說都是應該得到救助的，不管他是什麼原因。但是的確在我們這個社會，有一個教訓可以談的，第一個教訓是對家長的教訓，在我們的社會中，兒童的教育，如果不慎的話，有很多歧途可以走入，這其中包括吸毒的問題，尤其是靜脈吸毒的問題，這是很嚴重的，這個後果之一就是感染。

　　另外一個就是性生活的問題，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裡，你感染了，這裡雖然不能說是反面教材，起碼要做到一個安全，但是最不能克服是男男同性戀，我們現在中國社會，傳宗接代的社會，碰到一批男孩不想結婚，不喜歡女孩，就想跟男孩在一塊。在中國社會對這些人產生兩種歧視，一種歧視是基於生物性，怎麼違背人性。第二個怎麼違背道德，這個道德就是中國儒家思想這種道德。而且現在在咱們國家，艾滋病的疫情現在在男男同性戀，從順序來看，變化非常快。它的感染率提高得比較快，起碼從現有數據來說。在這個社會裡面，我們還沒有找到小楓剛纔講的，工作機制。吸毒人員，給他針具交換，給他美沙酮；小姐、嫖客這群裡用百分之百安全套，然後保護；賣血的人把賣血途徑停了；在母嬰傳播裡全國100多個到處有母嬰傳播的，查出來都有了。但是在男男這個社區裡面，我們沒有防治艾滋病的有效的方式。

　　但是現在都意識到這個社區依靠兩個人，第一個依靠這個社區的感染者，第二個要依靠這個社區的同志，但是我也應該在這裡跟大家非常鄭重的說，起碼根據我的接觸，在這個社區照樣存在嚴重的社會歧視。如果一個同性戀告訴其他同性戀他是艾滋病感染者，他同樣不會回到這個社區，在這裡是一個雙重歧視，一個是感染者歧視，一個是同性戀身份暴露歧視，不但被社會拋棄，同樣被同性戀社群拋棄，這個社群同樣不會要你。這個社群同時應該受到教育的社群，跟我們社會是一樣的，本身應該對艾滋病感染者賦有同情心，所以現在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了。

　　姜曉朋：不平等導致歧視應先從法律制度方面消除

　　主持人：在場下基本坐的都是媒體，也有曾經參與報道的媒體，我們聽聽媒體怎麼說。

　　國際先驅導報：剛纔景軍老師說跟著權威走，全村人跟著醫生權威走。我采訪過的一個病人，一直隱藏身份。在我們媒體上公開自己身份，報道是比較公正的，把他一些前後經歷，包括他們的歧視，都以他個人自述形式表現出來。但是後來，江西有些媒體采訪時，在床底下放兩雙鞋子，兩雙男人的鞋子，為了收視率也好，帶著獵奇心態也好，表現這樣一個感染者。同時，他的家人地址也暴露在媒體上，給他帶來很大的麻煩。對男同群體的污染，把男同等同於感染者，還有家庭身份的暴露，都讓你憤怒。媒體是一個引導社會評判的方向和價值，媒體人如果自身出現問題，那對於反歧視可能就是不僅是說反歧視無力，而且是歧視加歧視。這個問題非常復雜，這個問題想聽聽幾位老師的一些看法。謝謝！

　　小楓：其實這些年在我身邊有很多和我一起參與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先後在媒體上主動公開暴露過身份。比如說田大偉05年接受中央電視臺訪問，接受中央臺曝光之後，經歷了不斷搬家，搬到一個地方不久被房東或者鄰居認出來，所以現在工作很難找，住也沒有地方住。家也回不去。他所在的家鄉那些縣城人也接受不了，同時對他家人帶來非常大的歧視和傷害。如果現在要求我們公開身份，你們能否平等對待我們？能否給我們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保障我們就醫、就業、就學等等。同時有沒有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社會支持環境，同時政府有沒有跟進很多後續治療關懷政策？

　　景軍：平等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在社會事實面前是永遠不平等的，是分出三六九等的，甚至你參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時候，也是有三六九等的。你什麼時候見過小姐，性工作者，作為一個艾滋病關愛組織，即便她是感染了，她也不敢參加關愛，什麼時候見過吸毒的人參加，病人參加組織無非兩種人。一種是所謂無辜的農民，因為賣血所導致的。另外一個就是男男同性戀社區的人，在這裡也是分處三六九等的，不是平等的。

　　小楓：對，因為不平等纔有歧視。

　　夏菁：景老師說這個現象確實存在，歧視無處不在，這也是我們艾滋病防治當中所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我以前一個很好的搭檔，他覺得我們積極對話的志願者都是特別勇敢、積極，能夠面向大眾的這種志願者。總是以高看一眼的眼光在看。但是當他遇到每個感染者的志願者身上有時候散發出來那麼一點缺點和弱點的時候，他倍感失望。我就跟他說，首先你要看他是一個人，既然是人，他就有弱點，他有人性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果我們把每個人不管他是否是感染了，怎麼樣感染的，都放在一個人的平臺上來看，也許我們會有一些不同的結論。因為是人就有不完善，不完美。

　　姜曉朋：一個感染者也好，一個被感染者也好，他們進入單位的門檻應該是一樣，進入一個學校門檻是一樣，去看病的門檻是一樣的。所以先叫大家都平等的，公平的享有這樣的機會，同時這樣的一個保障，這樣一個制度也好，通過各種各樣法律法規也好，這些保障本身就是一個示范活動，就是對整個社會，給整個大眾看。這個門檻是一樣的，我跟他之間本身應該沒有區別，這本身是一個教育的作用。目前應先從我們制度，從法律法規入手，把這些問題能夠在一個比較看得見的時間裡面完成。

　　第二個，通過媒體，包括領袖人物，包括我們的公眾人物，他們不斷的去展現自己的榜樣的力量，去跟我們感染者，跟我們的病人不斷的展現大家的相互平等的模范，通過這種再去感染我們其他的意識裡還有種種歧視這些朋友們，同時把怎麼樣預防保護自己這些信息能夠更加深入的進入到其他朋友的意識裡面去，然後改變他們原有的歧視，這個還要慢慢的來，一步一步走。不積跬步無以成千裡。

　　夏菁：感染者每一次現身說法直接影響的人是有限的，但是通過媒體的擴大的影響是無限的。媒體是一把雙刃劍，但是我們更希望包括搜狐在內那些媒體能力真正的以全面、客觀的眼光來引領著所有的普羅大眾，正確看待艾滋病，每個生命都是平等的，每個生命都應該得到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並不是男性、女性、老人、孩子而已，我們將來這個社會可能會更加的多元，艾滋病的問題它只是折射了其中的某一個社會的問題。如果我們面對艾滋病的問題還沒有做好這方面的應對，那麼我們不敢想象今後面對更加復雜的社會的環境的變化，我們如何來應對？

　　景軍：一個古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無論是對媒體，對社會，對艾滋病感染者，你可以設身處地去想，當你采訪他的時候，即便這個感染者願意把事情曝露出去，你也不要利用他，不要說我終於照著一個，給我一個機會，你要想想這個人如果是我弟弟，如果是我妹妹，如果是我家裡人我會這樣去報道嗎？醫生也是一樣，假如來看病的是我自己，我會這樣嗎？我不會這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我希望艾滋病做到一個最低點，而不是做到一個最高點，小楓把同仁把感染者看成兄弟姐妹，那是天堂的想法，那是上帝，那是如來的說法，那共產主義，理想主義，理想國的。但是可以做到一個最基礎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讓別人來做，這是最基礎的。

　　主持人：景老師給我們提出來，做什麼事之前，先讓自己站在對方的角度來考慮。

　　記者：作為一個媒體人，對於艾滋病報道，發現媒體同仁在選擇的時候，總會像您說獵奇1%來進行報道，艾滋病裡面有很多可以進行報道，比如母嬰阻斷，我一直很想做母嬰阻斷這個事情，但是由於各種各樣原因沒有做成，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乙肝和艾滋都可以進行母嬰阻斷的。另外來自醫療他們的歧視也會越來越嚴重，我本人親身經歷，我曾經到過華北某個CTC門診進行過暗訪。50歲左右醫生接待我，全程用審問口吻給我說話，我非常不舒服，即使我知道我完全沒有問題，走出這個房門我是一個落荒而逃的心態。我前腳剛出去，後腳還沒有收回，他整整洗了30秒的手，我全程根本沒有接觸到他。

　　景軍：我的學生為了做作業也做了艾滋病檢測，我做了一門課醫學社會學，發現北京還好一點，北京把歧視和不解給壓住，有時候在外地做的，就壓不住，直接問你，不要跑到歌廳去，我看你不像吸毒的。北京的大夫還不錯，能看出來他想問題，但是覺得他在多嘴，如果跟他急了，他還沒有辦法。有時候在外地做檢測張嘴就問你是不是吸毒的。

　　記者：有些問你自己怎麼回事你自己不知道嗎？但是CTC辦公大樓非常豪華，非典之後可能是全華北地區最豪華的CTC，但是他們人為的思想是這樣的，我當時覺得很差異。而且我覺得現在歧視還有一個最大的影響，對於艾滋病病人本身，我不久前剛剛知道很多艾滋病為了避免這種歧視，實際上是不吃藥的，因為可能吃藥的時間長，對他自己有一些改變。這樣的話，如果說我們一些歧視對他更多是心理上的影響，不吃藥生理上影響還要大。最後實際上傷害了更多的面。

　　景軍：尤其中間吃藥再一停，再出現抗藥性，下次再接觸抗藥性的病人，這個影響非常大。

　　記者：反歧視的路很長，應該進入艾滋病報道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能報道三種渠道，感染艾滋病會骨瘦如柴很恐怖的畫面，實際現在應該探究更深層次的東西，來告訴大家真正的情況是什麼樣的。

　　景軍：艾滋病感染者像小楓這樣，像景老師一樣健康的生活，能每天打籃球，他只要每天堅持服藥，以後還有這個希望，一個月打一針就完了，現在正在研究的一個月只要打一次針，不是每天堅持服藥，約翰遜從92年到今天多少年了，現在照樣能打籃球，打得非常好，現在變成一個慢性疾病了，沒什麼可怕的。

　　小楓：現在到了一個非常緊要的關頭，就像剛纔舉例說85年出現第一例，為什麼到今天好幾十萬的感染者。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剛纔景軍教授一句話，我們反歧視工作首先應該從衛生系統抓起，而且我們的各項關懷政策真正要為感染者和病人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