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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於溫州瑞安的大街小巷，試著在高樓大廈間，留意那些荒蕪後略顯突兀的地塊。
這些地方，多年前本是良田，後來有了新名稱——『安置留地』。
涂了藍色線條的白底圍牆，圍牢了這些遍布磚瓦和雜草叢生的『黃金寶地』，卻圍不牢它們衍生的資本增值魅力。
路過這裡的人，有時會帶著誇張的表情，指著這片荒蕪，提及它們曾引發的瘋狂。
『紅證』——安置留地建房指標對應的憑證，有的村叫『舊村改造安置地分配計劃證』，有的村直接叫『返回地分配計劃證』，具體名稱各不相同，連紅色的封皮都由村裡自己找人制作——成全了那時的炒作。
當『紅證』被買進賣出就能讓人賺錢的時候，已經沒人關心，它所代表的是否只是一座『空中樓閣』。
直到『封殺令』到來，『紅證』最終買家名單中，本村和外村人的持有比例，總體上幾乎各佔一半。擊鼓傳花的『最後一棒』們，這時纔開始惦記，這本村裡發的『紅證』，能不能換成實實在在的房子。
隨著『紅證』所代表的住房指標『合法化』，『紅證』風波逐漸趨穩，目前，其中600畝用於村民建房的安置留地，已進入了啟動建設准備階段。
我們試著尋找『紅證』村落的樣本，追尋政策不斷調整的前後，演繹各方心態變幻；追問當下境況，展示後『紅證』風波後的實時面貌。
『居者有其屋』的期盼下，逐利的資本從不計後果，而如何冷靜面對、進而有效地平復這場風波，則考量著一方政府的政策智慧。
『紅證』由來 政策平抑瑞安上望街道九二村村民張文(應被采訪者要求，此處為化名)，如今談起『紅證』這個話題，竟面露努力回憶的表情。
『好久沒人提起這些事了，當初炒「紅證」就像一陣風，該發財的發財了，該倒霉的倒霉了……現在，一切順其自然了。』張文笑著說。
話雖這麼說，但真正想起『紅證』鬧猛的日子，張文依然是個『有故事的人』。
張文依稀記得，四五年前，村裡不少地被征掉後，便有了安置留地這一說法。
在外人眼中，安置留地和一片拋荒的土地，看上去沒什麼區別。
然而，村民心裡清楚，這片看上去荒蕪的土地，蘊含著黃金般價值。
只是，他們很多人並不清楚，這般價值什麼時候能『兌現』。
這種狀況的成因，一是瑞安城市用地指標不足，返回給農村的土地審批艱難；二是直接交由『村集體經濟組織』落實，有關征地各方的責任約定模糊；三是建設資金缺乏。
於是，有人開始嚷著，趕緊把地『分』了，這樣至少能弄明白每家到底拿多少。
這種『分配到戶』生出的紅色封套憑證，大家習慣叫它『紅證』。
張文說，爺爺當時『心太大』，讓那本『紅證』留在了家裡，也躲過了之後的懮心，『政府下了文件，一切都結束了。』
張文口中的『文件』，是指2009年10月底，瑞安市政府出臺的《關於進一步規范我市房地產市場的實施意見》。
這份文件明確表示，嚴禁村集體組織發放的『紅證』上市流通，緊急叫停『返回地指標』買賣。
這道『封殺令』讓之前的喧鬧戛然而止。
資金驟然止步，『紅證』的價格立即恐慌性暴跌，『價格最多下落了近四成。』張文說。
另一方面，手握『紅證』的人，開始懮心：『紅證』還值多少錢？這本村裡發放的憑證，還能不能換成實實在在的房子？
今年9月10日，瑞安市終於出臺了《關於加快推進安置留地建設的實施意見》：2009年11月30日上報的『紅證』最終買家，可以辦理手續，將『紅證』所代表的住房指標『合法化』。
只不過，『最終名單審查備案後的非本村村民，在申請辦理土地證、房產證前，須向國土資源部門補交土地出讓金，標准為1500元/平方米(按建築面積計算)』。
而『嚴禁炒賣』這一塊，也有了更明確的未來：『禁止建房指標轉讓、炒賣，禁止再發放任何形式的「指標紅證」。房管、國土資源、規劃建設、工商、稅務、公安、監察等部門要密切配合，通力協作，堅決制止炒賣「紅證」行為。』
『先天缺陷』張文說，其實當初分『紅證』的時候，並沒引起多少風波。『這東西到底算不算數，大家都曾懷疑過。』
九二村當時的分配模式，大致是按人頭算，『老人一般每人15平方米，年輕人55平方米，有孩子的夫妻一般77平方米左右。』
問題很快出現了，按照村裡在安置留地上的建房規劃，一套房子一般150平方米左右，而零散的分配面積，如『先天缺陷』般造就了一種尷尬。『即使房子建起來，基本上大家都湊不上一套。』
不少人面臨的出路是：要麼按市場價格，付清新房實際面積和返回地指標面積的差額；要麼以較低價格，從本村別的村民手中再購買一本『紅證』，擴充自己住房指標面積。
『大概2008年買賣開始頻繁起來的，那時市場價一般3000元每平方米。不過，那時的買賣，僅僅是村民之間的。』張文說。
最容易出讓『紅證』的，一種是老人，一種是年輕人，『老人分到的面積少，而且他們習慣了住落地房，覺得「格子鋪」一樣的高樓，住起來不舒服，乾脆賣掉；年輕人想早點拿到錢，好去做其他事情，也就拿出來賣了。』張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