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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年打拼的王煒如今已成為一家大型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有房、有車、夫婦倆月收入超過七千人民幣,在安徽省蕪湖市,他的生活水平算中上層。
然而面對『你幸福嗎?』這一答案似乎顯而易見的問題,王煒心頭猶如打翻了調味罐,麻辣酸甜難以表述。背負20年的房貸壓力、忙碌中日益疏遠的親朋鄰裡關系、再也看不到兒時那湛藍潔淨的天空、職場激烈競爭前程莫測……這些時不時闖進王煒內心的焦慮總是讓他難以體味『幸福』。
在安徽省另一座城市合肥打工的蔡慶斌,也有著和王煒一樣復雜的感受。進城打工多年,月收入已經超過2000元,是在家種田的5倍。但是生活成本不斷上漲、孩子入學門檻高、醫療養老壓力大,蔡慶斌說:『錢是比在老家掙得多了,但生活似乎總是輕松不起來。』
從2005年GDP總量趕超德法兩國,到2010年連續兩個季度GDP超越日本,成為排在美國之後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短短幾年,中國實現了經濟騰飛。但是多年追求GDP粗放增長的背景下,一面是引人驕傲的宏觀數據,一面卻是令人焦躁的百姓生活。
房價高企、物價快速上漲、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無處不在的噪音……大中型城市集中暴發的『城市病』正困擾著越來越多和王煒、蔡慶斌一樣的百姓,人們突然發現城市似乎並沒有那麼美好。
而與此同時,在中國更為廣大的農村,城鄉貧富差距拉大,也讓一些農民失去了心理平衡。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柏林鄉老農吳為權每月種地加就近打小工,收入僅千餘元。冬日農閑時節,吳老漢蹲在門檻上一邊吸著煙,一邊說:『俺不知道什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俺這一年的收入僅相當於城裡人三、四個月的。這不,年輕人留不住都出去掙錢了,剩下俺們這些老頭老太在家,生個病都找不到服侍的人。』
中國四、五線小城市、小縣城被人們認為是眼下『幸福指數』最高的地方。就職於舒城縣城一家事業單位的李邦榮月收入2000多元,雖然比大城市的白領差了許多,但這裡的房價便宜得多、工作節奏慢、上下班近、空氣好。
李邦榮買了一輛6萬多元的汽車,20分鍾內足以跑遍全城,上班、周末郊游、送孩子上學,『生活還是很愜意的。』他說。
社會學家指出,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一些社會問題,如教育、就業保障、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文化建設等方面亟待完善。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一些普通百姓的幸福顯得沈重。決策層必須針對城鄉『二元經濟』、產業結構畸形、分配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結構性矛盾拿出解決對策。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突出強調民生議題,第一次把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寫入『十二五』規劃建議中。
『在「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中,「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的表述被放在「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之前,這說明中央對民生的關注毫無疑問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說。
安徽省知名社會學家王開玉說,十二五規劃建議相當篇幅涉及價格穩定、就業增加、收入增長、環境保護、社會保障、弱勢群體等熱點,從中可以看到政府對民生問題的『良苦用心』。整體提高群眾生活質量成為中國未來五年要著重解決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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