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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老了,白發蒼蒼,睡意朦朧,在爐前打盹,請取下這本詩篇……』想沒想過,當自己變成詩人葉芝描繪的這般老時將是多大年紀?
60年前,不少人或許會覺得那是他們60歲前後的景象。不過現在,至少115個國家和地區的居民應該對70歲時仍能在爐前打盹抱有信心。據聯合國人口司2010年發布的《世界人口老齡化(2009)》報告(World Population Aging 2009)顯示,從1950年到2009年,全球范圍內60歲以上和65歲以上人口所佔比例已經分別從8%和5%上昇至11%和近8%。
顯然,2010年的世界更長壽了,只是2010年的長壽世界都已整體步入老齡化時代。
2959年的某天,最後一個日本人的生日?那麼未來,比如2050年時又會如何?
若是彼時讀葉芝的碰巧是個日本女人,則她享受那詩意畫面的年紀甚至可以延至91歲——40年後日本女性的預期壽命,全球最高!但還有個壞預言:高壽的她很可能在盹睡不醒後幾天甚至更久纔被人知曉死訊,因為她認識的人大多已像她一樣,老得只能靜坐打盹,還因為她唯一的孩子離她太遠,或者她根本沒有孩子。自2000年以來,老齡社會的類似悲劇在日本時有發生,悲劇背後的數據是,截至2009年10月,日本65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比例為22.7%。
於是在2009年的全球老齡化排行榜上,日本穩居第一,歐洲國家則壟斷了從第2至27名的一連串位置,它們中的佼佼者包括意大利、德國、瑞典、希臘、法國,而在距歐洲集團不遠的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正緊隨其後。
老齡化的挑戰應溯因於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和國民壽命的不斷延長,事實上,這兩個現象如今都已不是『西方』或『發達國家』的專利。
27歲的埃及人阿卜漢姆·納吉姆(Ibrahim Negm)說他只想要兩個孩子,而且他的三個兄弟也這麼想,不過他的祖父並不這麼想,所以納吉姆的爸爸有9個兄弟姐妹,納吉姆的曾祖父更不這麼想,所以納吉姆的祖父有27個兄弟姐妹,雖然這些孩子是曾祖父與三個女人所生。來自聯合國的數據顯示,埃及的總和生育率,即婦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數量已從2000年至2005年間的3.17降為2005年至2010年間的2.89,預測中的趨勢是繼續下降。
從北非的埃及、蘇丹到西亞的黎巴嫩、伊朗,到中亞的土庫曼斯坦,到東亞的韓國、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這裡的女性創造了目前全球最低的總和生育率,即0.91,到南美的巴西、智利,再到加勒比海上的古巴,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正在席卷發展中國家,而此前,發達國家早已被統統掃蕩。
壓低生育率的最主要力量來自城市化。
正如人口學家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最近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Foreign Policy)上的文章所言,『在城市裡,孩子意味著昂貴的責任,而不再是耕田放牧時的助手。』而這種責任的昂貴,通常又體現於教育投資。『將來要一個孩子就足夠了,因為我要盡我所能給他/她最好的教育』,德國人費邊·奧荷塞(Fabian Ochse)說。美國人約翰·馬庫斯(John Marcus)則表示,『如果我不發財,我可能就不會要孩子,因為太貴。別忘了,美國常青藤大學每年的學費就要五六萬美元。』同樣因為城市化,越來越多的女性得以獲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就業機會。當她們必須在工作和生育之間進行取捨時,減少、推遲甚至拋棄後者成了很多人的最終選擇。
『教育和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中國獨立人口學者何亞福如此比喻。數據顯示,2007年的世界,散發『避孕藥』功效的城市化進程已完成50%,預計到2030年,這個數字有望昇至80%,屆時,發展中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將從2010年的2.7降為2.4,發達國家則僅為1.7。
需要提醒的是,保持人口規模不變的世代更替水平是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2』來接替父母的位置,『0.1』去填補不孕夫婦留下的空缺。如果目前全球生育率下降的趨勢和速度不發生重大變化,則當2050年到來時,全球婦女人均生育孩子的數量將下降到2.0。在總和生育率僅為1.25的日本,有瀕於絕望的人口學家甚至預測,保持這個數字意味著2959年的某天將是最後一個日本人的生日。
另一些數據與不斷延長的壽命有關。拜醫學進步所賜,201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67.6歲;在新加坡、以色列、中國香港和澳門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人們的預期壽命甚至超過了80歲。預計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將昇至75.5歲,近7/8的人能活到60歲,而且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可壽至80歲。
至此再次展望2050年——那一年,全球人口達到91.5億峰值,並於隨後開始下降——聯合國的『老齡報告』認為,全球60歲以上的人口將突破20億,佔全球總人口的近22%,65歲以上人口比例則將增至16%;由於生育率持續下降將導致勞動人口減少,屆時每位65歲以上的老人僅能依靠3.9個年齡介於15至64歲之間的勞動力供養,而在2010年,這個比例還是1對8.7。
老人很多,後果很嚴重3.9養1的年代,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養,而如何養老的問題,其實現在已經令很多國家頗感為難。
仍以深度老齡化的日本為例。2010年,日本每三個勞動力就需要供養一位老人,為全球最低水平。由於繳納養老保險的勞動人口日益減少,而領取養老金的群體在不斷膨脹,從2011財年開始,現收現付的日本養老金體系將可能出現2.5萬億日元(約合289.7億美元)的缺口。填補這一虧空已經使目前的日本政府覺得吃力,到2050年——預計那時日本的每位老人將僅能由一個勞動力供養——養老問題對於日本無疑更是災難。
在同樣灰暗的歐洲,2010年的法國政府為減輕養老財政壓力已下定決心推遲退休年齡,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則稱,德國和瑞典也准備在未來降低養老福利水平,『某些歐洲國家在養老支出方面無節制的增長是今年歐元區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篇文章如此分析。同月,『標准普爾』(Standard & Poor」s)發布的《全球老齡化2010:不可逆轉的事實》(Global Aging 2010: An Irreversible Truth)預測,如果目前的養老支付水平繼續維持,那麼2050年時,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將高達GDP的三倍。
至於未富先老,且養老責任主要由家庭承擔的那些發展中國家,問題可能會更加棘手。
同樣值得懮慮的是,2050年的世界,每3.9個勞動力中究竟還有幾個願意供養分攤給他們的那位老人。在養老保險負擔沈重的東方日本,年輕人其實已經有強烈的不平衡感,他們中的不少人早就開始拒繳養老保險費,以至目前日本國民養老金的繳費率僅為約60%。
而在有著西方文化傳統的澳大利亞,養老的責任似乎也已遭到挑戰。澳大利亞聯邦儲備銀行前行長伊恩·麥克法蘭(Ian Macfarlane)就曾評論道,『我們花在昔日工人身上的錢太多,用於培訓未來工人的錢卻太少,如此分配實屬錯誤。』
美國社會學家尤尼娜·加博-托爾曼(Yonina Garber-Talmon)的研究表明,『在老年人所佔比例很低的絕大多數社會裡,他們是受人尊敬的,但是,當老年人口的穩定增長日漸成為年輕人的負擔時,老齡群體的形象就會變得消極。』
相悖的解決之道或許有人覺得,為40年後的世界制造更多勞動力可能是緩解老齡化最直接的辦法。於是,想到這個辦法的很多國家目前正在鼓勵年輕人多多生育,然而,鼓勵的效果普遍不夠理想。比如為讓年輕夫婦多生孩子,澳大利亞政府曾提出『一個為媽媽,一個為爸爸,再有一個為國家』的口號,但是人口學家朗曼的一篇文章卻告訴人們,目前澳大利亞婦女甚至連第二個都不想生。另一個例子是新加坡,依據政府的獎勵政策,婦女在生育第一、二胎時,每個孩子可獲得約3000美元補貼,從第三個孩子起,補貼昇至4500美元。盡管如此,從2000年至2010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還是從1.35下降為1.26。
另一方面,也有人口學家為鼓勵政策的奏效擔懮。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小平認為,鼓勵生育將導致全球人口的進一步膨脹,因此並不可取。
事實上,為緩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壓力,很多國家已經開始越來越多地接納移民。來自歐洲統計局(Eurostat)的數據顯示,2009年歐盟新增人口140萬,其中有90萬為移民;而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老齡化程度之所以低於歐洲和日本也主要歸因於寬松的移民政策。不過,依靠移民又會造成新的問題,當引進國獲得年輕勞動力時,移民輸出國的老齡化程度卻在加速深化,而在全球生育率持續降低時,移民們變成老人後又該靠誰養活?
於是,延長老人的工作時間,使其盡可能地自力更生就成了另一種選擇。2010年的法國做出了如此選擇,但強烈的抗議表明,那裡的老人們並不願意晚些退休。更大的問題是,即便老人們願意,他們也須首先征得身體的允許。
或許,人們還可以指望技術進步。對此持樂觀態度的人口學家李小平說,『技術發展對人類替代的潛能是巨大的』,他因之認為,『老齡化過程其實是消除剩餘勞動力的過程,是用技術密集型生產替代勞動密集生產的過程。』然而另一位學者何亞福的觀點卻與此相左。『人口規模越大,人口中具有發明天賦的人就越多,技術創新的數目纔會越多』,何亞福說,鑒於全球生育率正在不斷下降,以及必然因此縮小的人口規模,科技進步的前景看起來也不是那麼鼓舞人心。
無論這些構想存在著怎樣的爭議,人們都希望能有應對老齡化世界挑戰的正確選項。聯合國《世界人口老齡化(2009)》報告說,『未來的挑戰是,確保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日益老去的時候有安全和尊嚴相伴,並且在參與社會生活時還擁有作為公民的全部權利。』
對此,今天活在地球上的人們有信心!是吧?
80後,你是否想過將來怎樣養老?畢竟,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已日趨嚴重。當你進入暮年時,國內養老金、醫療保障、長期照料等方面的准備和供應是否有能力應對如此迅速的老齡化進程李一,1980年生人。30歲的她在某個夜晚暢想起自己的晚年生活時,忽然有種茫茫不可知的感覺。
傷感的源頭,在於她隨手翻出了一本雜志,上面報道了96歲的英國老嫗艾瑞尼·辛克萊『搖身一變』成為了『多芬香皂』代言人。艾瑞尼的肖像出現在紐約時代廣場69英尺的廣告牌上,海報上還打出了兩個頗富意味的詞語:『枯萎的?』還是『奇妙的?』
李一的神經正是被『枯萎』、『奇妙』所觸動。她拉住她的丈夫,同為1980年出生的韓唯一同勾勒起或『枯萎』或『奇妙』的晚景。
韓唯說,晚年對他而言,是終於有大把屬於自己的時間。他要戴著老花鏡打網絡游戲,還要用海陸空各種方式在地球上瘋跑。李一說,她要蓋一個莊園,用自己的肥料種番茄苹果。雖然她不會游泳,但要買一艘游艇,80天環游地球……
兩人暢聊一夜,眼見太陽都要昇了,李一推了一把韓唯,說:『夢該醒了!關於老了這件事,我們得有點建樹性規劃。』
『獨一代』的困惑李一覺得,自己是個『典型的』的獨生子女。她的生日是1980年9月25日,那天,剛好是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日子,公開信出臺標志著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實施。於是,李一理所當然地成了家裡的那個『一』。
同樣也是獨生子女的韓唯覺得,倘若有天他倆有了孩子,可以取名『唯一』,也算是更深刻地貫徹了計劃生育政策。但其實,在北京,像李一、韓唯這樣夫妻雙方同為獨生子女,目前是可以生育兩個小孩的。
對於計劃生育的討論,這些年始終沸沸揚揚。當年『獨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設計者之一田雪原去年12月也曾在媒體發表文章,認為人口政策應『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了。他提出的方案是:全國不分城鄉,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者,允許生育兩個孩子,農村現在可以實施,城鎮可從『十二五』開始實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條件下,農村可普遍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看來,正因采取了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現在人口纔可以不突破16億。而正是基於這樣的狀況,纔給了計劃生育政策微調、完善的空間。就像雙方都有子女的再婚家庭,一些省份已調整成,仍可再生育一個孩子。這是一種更人性化的趨勢。
專家之所以認為應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細微調整,或許是基於中國目前的人口現實:30餘年來,由於政府力量的強力乾預,中國人口增長發生了急劇轉變,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變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模式。
但由於轉變的迅速性與突然性,一些新的人口問題也隨之呈現:2000年中國已經進入老年型社會。據專家預測,在現行生育政策不變、生育率持續低下的情況下,到2053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將達到峰值,約為4.3億。隨之而來的是每個勞動力承擔的養老數量,即社會供養比例的不斷攀昇。
另外,與很多發達國家『先富後老』不同,中國是在經濟和社會還處於發展中、生產力發展還不發達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在計劃生育政策的有力調控下,加速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因而在養老金儲備、醫療保障等方面的准備還不充分。
為了緩解老齡化趨勢、養老金危機,曾有學者提出:由於中國現在的生育率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0,二胎應該全面放開,以保證有合理比例的年輕勞動人口創造經濟價值。
而在中國人民大學翟振武教授看來,中國未來40年內,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多,完全是因為25年至65年前高生育率所造成的『遲到的』結果,而不是現在生育率下降所直接導致。如果現在提高生育率,不僅會增加失業人口,在多年以後,還會出現新一批數量眾多的銀發族。
人口學家的觀點有所不同,但李一和韓唯明白,中國的『銀色風暴』已成必然。他們更想知道的是,按照自己現在的收入水平,進入暮年時會是怎樣的情境。
『養老儲備』的探索為了讓自己的晚年能有保障,李一和韓唯開始諮詢各種『養老之道』。有一天,李一看到一條消息:10月1日,上海市出臺實施柔性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
實際上,早在2000年就有專家建議國家應盡快確定推遲退休年齡方案,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危機。根據當年測算,在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長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收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
看到這些,李一和韓唯開玩笑:『政策倘若在北京實施,咱們兩個就不是你60歲、我55歲退休,說不准65歲還在發光發熱。』
延遲退休只是李一夫妻兩個,關於晚年的構想之一。多年前,李一還聽過『美國老太買房記』——老太在年輕時貸款買房,到60歲臨近退休時就將房貸全部還清,然後將該房屋的產權出售或抵押給銀行。在整個養老的20年裡,她去中國爬了長城,去法國吃了大餐,還到韓國做了整容,到美國逛了迪斯尼樂園,這都是她把房子抵押給銀行,讓房子給『報銷』的。
讓李一驚喜的是,最近她發現中國的廣州、上海也都進行了類似『以房養老』探索。韓唯還專門請人幫忙算了一筆賬——擁有一套價值300萬元至400萬元房產的65歲男性老人,預期壽命為77歲,通過『以房養老』,每個月從保險公司拿到的養老金可以達到2萬元。
就在夫妻兩個熱議『以房養老』的好處時,忽然看到一條消息:『以房養老』上海試點悄然停止。有專家分析,『以房養老』牽涉到金融業、社會保障、保險以及相關政府部門,一時間很難調控。加之,國內房地產格局混亂、人均預期壽命等難以預測,都使得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面對『以房養老』時輕易不敢試水。
現實給李一潑了冷水。韓唯安慰妻子:將來,我們可以靠出租房子養老。比如,把房子租出去住進養老院,加上退休金,應足夠花銷。
老年產業,一塊巨大的蛋糕聽到韓唯提到養老院,李一堅決說:『但凡有可能我都不會去養老院。太無奈、太孤獨。』李一的堅決反對,很大程度源自中國人深入骨髓的『養兒防老』,不可脫離『家庭養老』的認識。
據2009年的一組統計顯示,北京共有各種類型養老院339家、4萬餘張床位,從每月1000多元到近萬元的養老院都可以找到,有些高端養老院條件甚至相當於星級酒店,可以自訂菜單、經常泡溫泉、到郊區旅游。平時,老人們可參加英文班、歌詠班、時裝班、健身班……
『老人最需要的是心靈的慰藉而非物質!』面對韓唯找出的資料,李一反駁道。
李一說,她所期待的養老模式,或許類似於美國推出的『家園共享』計劃——將60歲及以上年齡段相仿,又有興趣共享一個家的個人以『合得來』為前提進行甄選和配對,組合一個新『家』;或者,類似於她在世博會德國館中看到的『多代屋』——不同家庭的老人、年輕人、孩子聚在一起。老人在這裡可以得到日常照料,但又不僅僅是被服務的對象——他們在生活中的技巧、帶孩子的經驗等,都可以傳授給年輕人,他們甚至可以做義工,比如幫忙照看孩子、打掃房間,或幫助比他們年紀更大的老人。
李一所構想的養老模式,其實與中國很多專家目前所提倡的居家養老不謀而合。所謂居家養老,是老人仍住家裡,但是照料和精神慰藉由所在社區提供。畢竟,在當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動、家庭小型化,已大大衝擊了家庭舊有的代際撫育功能。民政部及中國老齡委數據顯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達49.7%,這時,一個社區如果能夠整合各種服務資源,為老人提供助餐、助潔、助浴、助醫等服務,將是除家庭養老、機構養老外,另一種非常好的選擇。
李一忽然覺得,養老產業或許是今後就業的一種方向。隨著『銀色風暴』來臨,為老人送餐服務、老人旅游服務等,都可為解決就業提供可能。另外,隨著中國人平均壽命的增加,老年人在退休後也可繼續工作,就像國外出租車司機、服務員等職業中,都有老年人的身影。
80後李一和韓唯的晚年,或許無法像他們的上輩、上上輩……,幾代同堂。他們對於晚景的構想,勢必帶有如今這個時代的烙印。於是,在他們研究了種種養老政策後的某個夜晚,又進行了一場關於晚景的、更為實際的對談。
韓唯說,他希望在他老了時,關於打工就業這件事,人口流動的軌跡會與現在不同。人們更願意向就近的城鎮或是所在經濟圈的中心城市靠攏,不再一窩蜂地撲向『北上廣』。另外,與未來3億人規模的流動人口配套出現的,是更為完善的公共服務政策、產業布局以及社會保障。
李一說,她希望晚年時,養老保障、醫療資源、社會公共服務等已日趨改善,通過增加就業率、提高勞動者素質、挖掘老年勞動者潛力等手段,中國『銀色風潮』能有所緩解。另外,她希望老的時候,中國偏高的出生性別比有所改善,李一不想自己的兒孫淪為『光棍』命運。
關於晚年,韓唯覺得或許還可以移居山村,就像之前媒體報道過的,在浙江天目山、莫乾山等風景區周邊花五六萬元,就可以在山村擁有一間『看得見風景的房間』,每天早上打太極,抽空幫房東乾點農活,還能賞花種菜。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山村養老還能帶動當地養老產業,幫助當地農民致富。
『閑下來還能寫寫爺爺奶奶的山村生活。』李一笑著說。其實,這樣的山村隱居她何嘗不向往。她希望每早起床時,對著陪自己一起變老的地球問聲好;而當她最終離開時,能夠輕松灑脫,沒有債務。
中國目前人口問題在中國人口總量控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人口結構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持續攀昇嚴重失常,女孩出生數結構性減少;人口流動成為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人口轉型過程中的突出特征。
根據種種復雜現狀,中國人口學界提出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其一,人口作為一個整體,應該與外部各方面因素如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力量相平衡;其二,人口內部的各要素,如規模、素質、結構等有自身的理想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