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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攝於多倫道寓所。(照片由孫曉玲提供)
【編輯有話】
日前,“2011孫犁報紙副刊編輯獎”在津揭曉,多位長期在報紙副刊戰線辛勤耕耘、有突出貢獻的新聞工作者獲獎。
對於熱愛報紙副刊的人們來說,獎項不僅是一種激勵和對孫犁先生的紀念,更是對他一貫嚴謹的工作態度、真誠的處世理念與無私的奉獻精神的傳承。
值此之際,本報特別約請孫犁之女孫曉玲女士撰文,回顧了孫犁先生如何走上文學之路,並在從事副刊編輯工作中,培養了大批優秀年輕文學創作者的歷程。
1982年,孫犁先生寫下《報紙的故鄉》,讓讀者感受到一位歷盡滄桑的老作家對好的文藝副刊是如何地熱愛癡迷。
父親自小聰慧好學,我奶奶常誇他“三歲看大,七歲知老。從小愛念書”。上高小後便愛上了新文學作品,除了課堂受教,他經常利用課外時間,閱讀報紙、圖書。操場上少見他的身影,圖書館是他最喜歡待的地方。
父親從年輕時便與報紙副刊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心儀的副刊上承載了這個熱愛文學,熱愛、崇敬魯迅先生的年輕人美麗的文學夢想。中學時代,他最愛看的報紙,首先是上海的《申報》,因爲上面有魯迅先生的雜文,其次是天津的《大公報》,因爲這份報紙上有一個著名作家沈從文編輯的文藝副刊。1934年,《大公報》“小公園”副刊上就登過他的一首白話詩《我決定了》。至於當時一些政客辦的《益世報》《庸報》之類的報紙,他是不屑一顧的。他對書籍、報章“欣賞的起點很高”“向來是取法乎上的”。
1936年春,這個23歲的年輕人在自家小土屋門前坐在柴草堆上,一邊看書一邊焦急地盼望着騎着自行車的投遞員的到來,那樣他就可以看到日思夜盼的《大公報》了。他是多麼希望剛剛寄出的兩篇稿件能變成帶着油墨芳香的文字啊。在父親的資助下,他終於在家鄉訂了一份《大公報》,並把看過的報紙副刊,悉數糊在牆上。在天氣晴朗或颳風下雨不外出時,上到炕上,或仰或臥,或立或坐,反覆閱讀欣賞那些他所喜愛的文章。1982年,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以爐火純青之筆、老辣清醇的文字寫下《報紙的故鄉》,讓讀者品味了他在窮鄉僻壤的安平縣東遼城村爲籌三塊大洋訂閱一個月的《大公報》所經歷的艱難與快樂,更讓讀者感受到一位歷盡滄桑的老作家對好的文藝副刊是如何地熱愛癡迷。
在很長的年月裏,孫犁先生把編輯工作視作神聖的職責,甘爲他人做嫁衣。若干年後,已經成名的從維熙評價說:“一張小小的《文藝週刊》,竟然獻給文苑滿天星斗。”
在偉大的抗日戰爭烽煙裏,我父親開始了他的作家之路、編輯之路。
1937年在《冀中導報》上以整版篇幅發表了《魯迅論》。1939年,分配在新成立的晉察冀通訊社,日常工作時做通訊指導,他每天給各地新發展的通訊員寫信,最多時要寫七八十封。此外還編寫了《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1940年,晉察冀邊區文聯成立,調邊區文協工作,開始編輯《山》《鼓》等刊物。《鼓》是《晉察冀日報》的文藝副刊。從這裏,父親走上了副刊編輯之路。他曾編髮過詩人田間,作家魏巍、樑斌等人的佳作。1942年,父親調入《晉察冀日報》,正式編副刊,工作不到一年後又被調到華北聯大高中班教國文。時間雖不長,但也是一次做副刊編輯的重要經歷。1941年在參與《冀中一日》寫作運動後,他提議編輯出版了《紀念魯迅先生特輯》。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單身步行回到久別的家鄉,後在冀中區黨委所在地河間主編了《平原雜誌》。
1949年1月初,父親作爲籌辦《天津日報》的工作人員隨軍入城。進城後,他將主要精力放在了編輯《天津日報·文藝週刊》上,並利用業餘時間創作了一批小說和散文。父親和他的戰友、同人把《文藝週刊》當作一處苗圃來精心管理、默默耕耘,不遺餘力地培養了大批天津、北京、河北等地的青年作者。爲了扶植幼苗破土而出,他還通過自己的評論文字爲之鼓吹吶喊。《文藝週刊》扶持新人新作,培養了享譽文壇的劉紹棠、從維熙、阿鳳等作家。父親也與他們建立了“遠方兄弟”般的情誼。
在很長的年月裏,父親把編輯工作視作神聖的職責,甘爲他人做嫁衣,有明確、健康、一貫的文學理念;有甘做鋪路石的寬廣無私的胸襟;有認真負責、清正嚴肅的工作作風;有視作者如家人的真誠熱情;有不斷學習提高的文學修養;有勤謹用力,不張揚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品格。若干年後,已經成名的從維熙評價說:“一張小小的《文藝週刊》,竟然獻給文苑滿天星斗。”
我父親當編輯,與衆不同,並不怎麼給人“改”稿子,設身處地地理解作者敝帚自珍的心理。他視作者如同家人,視他們的稿件如同遠方兄弟的信件,不削足適履,也不越俎代庖,更不因除草而錯拔苗,儘量保持作品原貌。他甚至能做到即使刪除一個字或添改一個字都反覆斟酌,照顧文情,力求與作者文心相印。
從與這些文學青年文字之交開始,作爲副刊編輯的孫犁先生就懷有一種熱烈的感情與希望,他對他(她)們的培養與扶植是沒有私心雜念不求回報的。
“沒有孫犁同志的作品的薰陶,沒有孫犁同志對我的扶持,我是不會寫,更寫不好的。”陸續在《文藝週刊》上發表過十萬字以上文學作品的劉紹棠先生曾這樣感嘆過。
“當我僅僅是文學青年,在我不認識也毫不知曉的情況下,接連爲我的散文寫了評論的是孫犁先生。我一生專門去拜見的作家是孫犁先生。而通信最多的也是孫犁先生。二十多年裏孫犁先生一直在關注着我,給過鼓勵,給過批評。他以傑出的文學作品和清正的人格使我高山仰止,我也以能認識他而爲榮幸。”在聽到孫犁先生不幸辭世的消息後,屢獲中外大獎的陝西著名作家賈平凹悲痛地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在今年七月份,我在北京《布衣:我的父親孫犁》一書的首發會上見到了已經78歲的從維熙老先生,他在會上深情地回顧了文學啓蒙老師對他文學創作的影響與幫助。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和劉紹棠只見過孫犁同志一面,但從我的第一篇小說一直到出版兩個短篇小說集,除一篇小說外,都是發表在孫犁主編的《天津日報》文藝副刊上。後來我的短篇小說結集出版,得到7800元稿費。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右,我淪落到社會底層,每月只有一二十元工資,家裏還有老小,就靠稿費生活,所以他於我除了文學還有恩澤,我一直視孫犁爲父輩,並永遠敬仰。”從維熙先生寫的《文學的恩澤》一文(刊於《人民日報》副刊,2011年7月30日),也有這段話。
從與這些文學青年文字之交開始,作爲副刊編輯的父親就懷有一種熱烈的感情與希望,這種感情與希望是以魯迅先生爲楷模,具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的,是以維護、珍視、捍衛現實主義文學的戰鬥傳統爲基礎的。他對他(她)們的培養與扶植是沒有私心雜念不求回報的。正因如此,他被稱爲“純粹的文學家”(著名文藝評論家沈金梅語),“純粹、純潔的文學家、編輯家”(從維熙語)。
父親晚年曾作《尺澤集》,他願心泉流出的澄明純淨沒有污染的小小尺澤能滋潤一片淺草幾株小樹,能爲四時過路的春燕秋雁山羊野鹿解渴供飲。《文藝週刊》就是他心中的一塊芳草地,寄託着他真誠、善良、美好的願望。在當代文學界,孫犁培養了幾位著名作家的說法比較流行。但父親作爲一位思想境界崇高的老作家、老編輯,總是謙虛地認爲,劉紹棠、從維熙二人,當初人家的稿子一來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編者只能說起了一些幫忙助興的作用,說是培養恐怕是重了一些,是貪天之功,掠人之美。
我父親晚年嘔心瀝血、激濁揚清,用十幾年的時間春種秋收,寫下了十本小書,他執著地保持着對文學理念的神聖追求,不忘文學的崇高使命與作家的神聖職責,其中一些作品也是發表在報紙的副刊上。父親雖足不出戶遠避喧囂,但他長期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天津日報》《今晚報》,以及《文匯報》《新民晚報》《解放日報》《羊城晚報》《濟南日報》等諸多報紙副刊保持聯繫。他的文章很適宜副刊,短小精悍,有特色,切中時弊,文史功力高深,受到廣泛好評。投稿後,他總是在耕堂等待報紙的到來,急切的心情猶如幾十年前。
前天,我作爲嘉賓出席了由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與天津日報社聯合主辦的“2011孫犁報紙副刊編輯獎”頒獎典禮,心情非常激動。我父親以生命附麗於文學,一生追求的是真的、美好的、善良的東西,我希望這個獎項的設立,能爲推動黨的新聞事業、造就編輯優秀人才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孫犁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春蠶展吐的奉獻精神,清清澱水妙蓮花的純正品格,將激勵着鼓舞着副刊工作者奮發向前,創造新的輝煌。
看到此次頒獎活動圓滿成功,我很欣慰,謝謝主辦方,謝謝所有促成關注幫助實施這項活動開展的有關領導、有關單位及全體工作人員。
此文參考了《寂寞中的愉悅》(金梅著),《平原文學論稿》(冉淮舟著),《閱讀孫犁》(閻慶生著)。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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