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交”源於日本

　　早在上世紀40年代的日本，“援助交際”一詞已經出現。當時戰後日本的一些貧苦女性和寡婦，以與男性交往為代價，獲取對方的經濟幫助。最開始，這種“交往”並不一定伴有性行為，最單純的只陪對方聊天、吃飯，然後各自回家。

　　隨著日本戰後的經濟飛躍，經歷了60年代的性解放，“援助交際”得以蔓延，並開始越來越多地伴有性交易。1982年，日本甚至出現了“愛人銀行”風潮——一些公司收取巨額中介費用，為男性提供援交中介。

　　1984年，日本不得不頒布《賣春防止法》取締這類公司，然而這卻並未阻止援交現象的蔓延，“援助交際”反而向著“低齡化”的趨勢蔓延，許多高中女生加入了援交隊伍。

　　與此同時，援交文化業開始在亞洲其他地區蔓延。2001年，臺灣勵馨基金會進行了一次全臺灣最大規模調查，調查顯示，援助交際在臺灣有年輕化、普及化和大眾化的趨勢，甚至出現了由男性學生提供的援交服務。2004年，臺灣犯罪學學會甚至專門為此主辦了“青少年援助交際問題與防治對策研討會”，對“援助交際”問題展開討論。

　　然而就在一年後，令家長和老師備感頭痛的援交現象卻悄然出現在大陸。這一年，《遼沈晚報》發表了題為《沈陽出現“援助交際”女大學生羞答答賣身賺錢》的“臥底”紀實報道，第一次公開報道大陸地區的少女援助交際現象。

　　少女小芭：兩面青春

　　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的“援交妹”——厚厚的面具讓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哪個纔是偽裝，哪個纔是真實。

　　個頭不高、皮膚白皙、紮著馬尾辮……看著眼前這個朴素、青澀的重慶女孩，童小軍怎麼都不願意將她與“援助交際”聯系在一起。

　　童小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從2010年至今，童小軍帶著一個6人的課題組，在重慶開展一項“在校女學生援助交際問題研究”，上述女孩是童小軍的第8個訪談對象，調研團隊給她起了個特殊的化名“小芭”。

　　小芭出生在一個典型的小康家庭，父親是名警察，母親是位醫生。在重慶，她的家庭條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2010年，她在一所中學讀到了高二，雖然成績不好，在家裡卻足夠聽話。不過，一旦到了外面，這個“乖乖女”立刻會展現她“魔鬼”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社會上那種‘流氓’，喝酒、吹牛，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

　　“訪談的過程中，這個女孩的眼睛不時盯著桌上的零食”，童小年發現，眼前的女孩對零食幾近癡迷，那些薯片、巧克力對她有著非凡的誘惑力。“她不好意思地拒絕了我遞過去的零食，卻又讓我把它們藏起來，因為‘一看到嘴就癢癢’”。

　　事實上，小芭對零食的嗜好與她的援交經歷息息相關，用她的話說：“男娃兒好吃要欠賬，女娃兒好吃要上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