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面對三鹿奶粉等羣體性消費事件，僅靠單個消費者的力量維權，不僅訴訟效率低、維權成本高，而且往往難有勝算，怎麼辦？在2011年城市維權(深圳)論壇召開之際，北京、天津、上海、重慶、香港、澳門、杭州、瀋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廈門、濟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昆明、西安等21城市消協(消委會、消保委)及中國消費者報社，共22家城市消費維權單位聯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出了《關於在<消法>中增加消費者組織代表不特定多數消費者進行公益訴訟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函》)，呼籲在《消法》修訂過程中，明確消費者組織在消費侵權公益訴訟中代表不特定多數消費者進行公益訴訟的權利和主體資格。

　　《建議函》指出，目前，《民事訴訟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都在修訂當中。日前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初次審議了《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修正案草案)，並向社會公開徵集意見，其中，針對近年來食品安全和環境污染事故的不斷髮生，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有關方面多次要求在民事訴訟法中增加公益訴訟制度，修正案草案據此增加了公益訴訟的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衆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爲，有關機關、社會團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是我國訴訟領域的一項重大突破，但對消費領域公益訴訟案件的訴訟主體並沒有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而《消法》作爲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特別法，對消費者組織代表不特定多數消費者進行公益訴訟及其主體地位更是沒有規定。因此，建議在《消法》修訂過程中，明確規定消費者組織可以代表不特定多數消費者進行公益訴訟的權利和主體資格。

　　《建議函》指出，首先，按照《消法》目前的規定，消費者組織沒有代表消費者進行訴訟的職能，只能提供諮詢服務和法律支持，這對於保護我國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來說，還遠遠不夠。而消費者組織是由國家法律確認的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社會團體，法律理應賦予其代表不特定多數消費者進行公益訴訟的權利，只有這樣，消費者組織的作用才能真正發揮出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保護。

　　其次，在三鹿奶粉等羣體性消費事件中，一些消費者勢單力薄，舉證困難，消費維權時常常陷入尷尬境地。另外，一些壟斷行業的“霸王條款”屢點不改，僅憑單個消費者的力量往往難以撼動，這些都折射出我國現行法律的缺失，因此，在《消法》中引入公益訴訟，明確消費者組織在消費侵權公益訴訟中的訴訟主體地位顯得尤爲必要，它可以爲消費者一攬子解決問題，無論是對於保護消費者權益、完善我國的法制建設，還是對於科學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減少訴訟成本、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都具有重要的意義。22家城市消費維權單位指出，目前，許多消費者之所以不起訴或採取忍讓態度，主要原因就是訴訟成本太高。而消費者組織的性質決定了它的非功利性，從而保證了它的公正性，同時可以提高公民的自我維權意識。

　　第三，從司法實踐上看，一些法律及地方性法規在明確賦予消協組織或其他一些特定組織在代表不特定消費者或不特定羣體進行公益訴訟方面已經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2007年經廣西壯族自治區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即賦予了廣西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可以代理不特定的多數消費者對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爲提起訴訟”的權利，更大限度地發揮了消費者組織作爲消費者“代言人”的角色。另外，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關於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與音樂著作權人之間幾個法律問題的覆函》，以司法解釋的形式確定了“音樂著作權協會”的訴訟主體地位；《勞動合同法》第五十六條“因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爭議，經協商解決不成的，工會可以依法申請仲裁、提起訴訟”，同樣以法律形式賦予了工會組織在集體合同爭議中的訴訟主體資格。

　　因此，22家城市消費維權單位一致建議在《消法》修改過程中，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大膽探索，積極借鑑其他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在消費侵權公益訴訟中，明確規定消費者組織可以代表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行使訴訟權，具體來說，在《消法》中消費者組織的職能部分，增加一項規定：就侵犯不特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爲，消費者組織可以代表受侵害的不特定消費者向法院提起訴訟。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法院可就此類公益訴訟發出公告，說明案件情況和訴訟請求，通知不確定的消費者來到法院登記，參與共同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