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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農民心知不該,還昧着良心給豬喂“藥”?
在一位熟悉中國農村的北大法學學者看來,某種程度上,這與城市化帶來的人的“陌生化”有關。在物資匱乏,物流不暢的年代,豬的宰殺、售賣最多輻射一村一鎮,真要出了問題,很快會受到懲罰。在不正當的利益與嚴重的社交後果面前,農民自然不會,也不敢昧着良心掙錢。
然而,迅速擴大的產業鏈和相關產業政策讓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距離被拉遠了。目前我國實行“定點屠宰”政策,只有部分獲得市場準入的屠宰場可以宰豬。一位養豬人士告訴記者,屠宰企業由此控制了市場話語權。他們通過加工、分裝、熱鏈等程序獲取利潤並迅速擴張,這類企業跨市、跨省甚至跨國銷售,在擴張市場的過程中“跑馬圈地”,僅通過豬販子蒐羅豬源。在這個過程中,全鏈條可追溯體系沒有跟上,養殖者和消費者也幾乎不可能見面。
上述法學人士表示,當責任無法追溯、生產者也難以與消費者對接的“陌生化”情境中,實實在在的利益驅動力顯然大於虛無縹緲的“良心”,“農民會想,家家都這麼掙的錢,我幹嗎閒操心?”
喂“藥”的農民只是食品安全問題鏈條上的最後一環。在諸如“瘦肉精”等高科技含量的非法添加物鏈條上,如果沒有研究者、製造者、銷售者等一系列專業人員,使用者“想掙錢也沒機會”。但相應的監管和懲罰機制長期沒有跟上市場闊步前行,導致這一系列“昧着良心”的行爲沒有責任,沒有底線,沒有敬畏。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者薛兆豐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卸責、偷工減料、做手腳或者敲竹槓等行爲,不是一個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所有人類交易中都難以迴避的。
在經濟學最經典的交易成本理論中,人們爲讓交易行爲避免此類障礙,設置了多種約束、監督和懲罰機制,稱爲交易成本。一項上世紀70年代的研究就表明,由於專業化與分工的發展,美國經濟整體交易成本在一個世紀之中上升了一倍,佔GNP(國民生產總值)的46.66%。
“瘦肉精”事件後人們才發現,當經濟發展帶來的專業化和分工化遍地開花之時,社會爲食品安全付出交易成本還顯得微薄:當初雙匯號稱“十八道檢驗”可以讓消費者“十八個放心”,結果這些檢驗中根本無法檢測單一品種的“瘦肉精”;有的地方“生豬尿檢”就是“走過場”,有的“尿檢”甚至用人尿冒充,每頭豬花兩元就能買到三大證明;一位基層官員表示,多次食品安全“專項行動”轟轟烈烈,下面也會相應地落實並寫成詳細彙報,“其實下去轉一圈,小販們在裏面放了什麼,根本沒法查。”
新的利益機制必須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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