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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釋說,這個公式的左邊是人們爲做一件事付出的代價,右邊是人如果不幹這件事就會發生意外,意外的嚴重程度和發生的概率相乘。當這個不等式成立的時候,人們纔有責任採取行動來避免意外。1986年美國曾經有個著名的案子,一位修列車的工人鑽到車下修車,但列車司機不知此事,車開動時壓斷了工人的腿。當時的法官就按照這一準則判案:路人不知工人的狀況,無責,司機不可能在做到開車之前檢查所有火車下面的狀況,無責,但司機在開車之前沒有鳴笛警示,因此賠償300萬元——因爲鳴笛這一行爲的成本很低,而違規不鳴笛造成的代價很大。
儘管中國目前還沒有相似的法律,但匡扶正義的種子在萌芽。在“扶老人”現象發生時,北大副校長吳志攀公開表態:“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訛你,北大法律系給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敗訴了,北大替你賠償!”
網友把這樣的語句稱爲“撐腰體”,並迅速傳播開去,一天之內被轉發數萬次。
從毒奶粉、瘦肉精到惡化的醫患關係,見義不爲,這些涉及“道德”的現實,在薛兆豐看來都是人與人之間制度的問題,裏面都有對利益和責任的計算。自中國有市場經濟以來,利益和道德常被放在天平的兩端。面對種種現實問題帶來的痛苦,有人開始回味市場不發達的年代。一個房地產商把《道德經通釋》當作禮物分發,還有一些人堅持認爲,謀利是道德潰敗的根本原因。
薛兆豐認爲,逐利和道德並不是天然相悖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闡釋者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人首先是自利的。但人在自私的同時,天性裏還懂得同情。
薛兆豐表示,正是追求自身利益和懂得同情他人命運的天性,使得人會在兩個不同領域內,採取兩種不同的策略,來謀求個人幸福的最大化:在私人領域,人們樂意爲親情和友誼作投資,因爲這更有利於滿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領域,人們就在產權保護下,以雙方都希望的互利爲基礎,從事貯藏、分工、裝配、交易和運輸等活動來改善生活。
經濟學家趙曉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市場經濟這個“蘋果”,表面上是價格、交易;而實際上,裏層是權力交易,是憲政這棵“蘋果樹”,至於相應的倫理,則是長出“蘋果樹”的那顆“種子”。“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總是把社會問題歸結爲經濟問題,而經濟問題歸結爲人們所看得到的顯性的制度,但其實所有的法律制度和各種顯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纔是下面的冰山。”
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基本上是經濟改革單兵突進,而法律規範遙遙跟在後邊,至於文化覆蓋下的潛規則,至於市場經濟賴以運行的市場倫理和財富倫理,則明顯構成了中國現代化轉型中“最短的板”,並制約着中國市場經濟的成熟。“如果這就是市場經濟,那麼它絕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也絕不會是一個結出碩果的市場經濟,只能是一個你騙我、我騙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場經濟,其運行效率不可能很高。”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本報記者在三里屯的“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看見了溫馨的一幕:這是北京周邊一些有機蔬菜的種植戶聯合售賣的市集,很多市集上的蔬菜並沒有獲得有機認證,但“農夫們”彼此熟識,他們把蔬菜種植的過程拍成照片,把手機號留在包裝袋上賣給顧客。一個大興安嶺的姑娘捧着手中的相冊告訴顧客,她賣的野生榛子、玫瑰,都是今年夏秋她和爹孃一起上山採的。
儘管這些食物上沒有一個貼着“道德”的標籤,但很多人願意信任他們的真誠。
“經濟的轉型只是表面,更深層次的變革纔剛剛開始。”趙曉說,今天中國的變革是文明的變革和轉型,經濟的轉型只是表面,更深層次的變革纔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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