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劉國恩看來,每個人都是“經濟人”,當價格機制使得雙方利益衝突時,爲各自考慮是本能動機。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僅靠倡導醫生加強道德修養,加強素質文明建設,是不符合常識的。“你可能改變一個醫生,但改變不了醫生羣體生存的根本機制。”
莊一強告訴本報記者,在美國和香港,病情是醫生決定給患者用藥的唯一標準,醫生羣體有合理、正當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個商學院學生和醫學院學生同時畢業,前者月收入1萬港元,後者收入至少3萬港元,一些大牌醫生的月薪可達到20萬或30萬港元。”在他看來,拿着這樣的薪水,沒有醫生會在意病人遞上來的紅包,病人如果想通過給錢向醫生“示好”,“根本給不起。”如果醫生收紅包或拿了藥品回扣,醫管局和廉政公署會介入調查,一旦證據確鑿,醫生將被吊銷執照並全行業通報。“如果香港醫生敢昧着良心幹事,違法成本太高。”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袁鍾則對本報記者表示,醫生、教師、科學家,是社會三個道德底線行業的從業者。作爲醫生本應救死扶傷,但現在一些人對他們的信任正在崩潰。爲了防止由此帶來的整個社會道德滑坡,新利益機制的再造刻不容緩。
道德背後有一系列精密的計算
著名的“納什均衡理論”奠定了現代經濟理論的基礎,其經典案例是“囚徒困境”:兩人一起偷竊,分開招供。雙方都辯稱無罪,則各判1年。雙方都辯稱有罪,則各判8年。一方招供一方抵賴,則招供者獲益,抵賴者加刑。兩個小偷爲防止自己陷入最不利的境地,都會選擇招供——客觀上帶來對整體最不利的結果。
北大經濟學者薛兆豐也樂於用這樣經濟學的視角看待民衆關心的職業倫理問題。他表示,人類羣居都不得不面對4個基本約束:東西不夠,生命有限,人與人之間不相信(信息不對稱),人與人之間需要協調。經濟社會的各種安排現象,包括法律、道德,意識,習慣,都是爲了讓人類應付這四個約束,節省成本,更好地生存。因此很多既有的道德體系不是先驗性地存在,而是人類爲了生存進行長期選擇的結果,最終目的,是節省人類整體存活的代價。
儘管道德有多重定義和解釋,但在很多人眼裏,道德多少意味着放下自己的事兒去幫助他人,扶老攜幼在多數人眼中更是美德的一種。但今年發生的幾件事,讓人們感到了“寒心”:廣東佛山兩歲女童小悅悅被兩車相繼碾壓,路人卻沒有對她施以援手;人們害怕“好心人被訛”而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在一些地方,老人摔倒之後努力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而求助。
“道德背後也有一系列精密的計算。”薛兆豐舉例說,在美國等其他國家,會用各種形式甚至是法律鼓勵救助,因爲如果不知道幫助他人會對自己有什麼影響,人的本性是會遲疑的,猶豫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了可能鼓勵人們見義勇爲的利益計算公式:“ Learned Hand Formula”——成本小於意外的可能性乘以損失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