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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食品安全鏈條相比,醫患之間的距離更近些。然而,這些面對面交流的人們無法同心協力。
醫患的共同敵人是病魔,本應並肩戰鬥,但現在雙方彼此對立,在醫療過程中不得不付出大量額外的成本:患者對病情毫無相關知識,只能依靠醫生,可他們擔心醫生只考慮掙錢,總給患者開“大檢查”、“大處方”,甚至不拿紅包就不好好幹活,於是他們帶着錄音機、攝像機去看病;醫生對患者本應全力以赴,但“醫鬧”“打人”這樣的事件屢屢發生,讓他們在診療過程中寧可顧及程序正確而不願承擔“盡全力”帶來的風險,“能爭取做到10分的,做到8分就行”。
“假設一臺腫瘤手術切除到10分最完美,但創面較大、風險也大,切除到8分算是合格,那麼大多數醫生會選擇8分。”哈爾濱兒童醫院心胸外科醫生李清晨告訴本報記者,醫生給病人診療要權衡利弊風險,儘量保守形式,防止“合理而不合規”的現象發生。
他打比方說,如有患者面部多處受輕傷着急來診,按醫院規定,應由眼科大夫縫合眼部幾針,再由耳鼻喉科大夫縫合耳鼻喉的幾針,最後由口腔科大夫縫合口內幾針。在正常的中國大醫院裏,病人若將這三科大夫聚齊,最快需要一個小時。如果由一名口腔科大夫“順手”縫合所有傷口,只要10分鐘——這種“效率最優”、“全心全力爲患者考慮”的情況看似和諧,可一旦發生糾紛,患者狀告醫院,醫院輸定了。
自保無過錯,這幾乎已是現在中國年輕醫生都熟悉的“規則”,但上海一名兒科老專家告訴本報記者,在他入行的年代幾乎沒有此類擔心,那時候家長帶着患兒半夜到醫院,新婚的年輕醫生也會從家裏趕來,全力以赴,毫無怨言。
醫療行業爲何人心不古?
北京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國恩告訴本報記者,醫患矛盾從根本上說,是目前的醫療服務機制導致的。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羣體,應是爲社會提供醫療服務的“社會人”,他們提供的是診斷和用藥建議的服務,這個服務的價格應由市場供需決定。然而,現在醫生服務費用“少得可憐”,他們從政府那兒拿少量的固定工資,其餘按項目,如開檢查、開藥的數量來收費。這導致雙方的利益永遠是衝突的——患者看病越貴,醫生拿錢越多。
中國醫院協會副祕書長莊一強則指出,目前各級政府給公立醫院的錢,只佔醫院運營所需費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醫院給自己發工資,“院長必須帶着醫生去掙錢,不然就要餓死。”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原司長朱幼棣最近更是直言,國際上僅有20%的藥品經由醫院賣出,而中國80%的藥品由醫院賣出。“醫生成了最大的藥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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