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入“活熊取膽汁存廢”爭議的各方，在立場上高度對立，觀點各自不同。不少人以爲，這場爭議是“傳統中國”與“當今世界”、“舊”與“新”的觀念衝突，其實並不盡然。

　　從活熊身上取膽汁的福建歸真堂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上市，激起輿論強烈反應；捲入“活熊取膽汁存廢”爭議的各方，在立場上高度對立，觀點各自不同。不少人以爲，這場爭議是“傳統中國”與“當今世界”、“舊”與“新”的觀念衝突，其實並不盡然。

　　如何處理人與自然包括人與動物的關係，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和觀點。一方面，在宏觀上，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反對“竭澤而漁”等文化理念，在微觀上則有“君子遠庖廚”的要求、吃素的飲食傳統，甚至還有“梅妻鶴子”的佳話；另一方面，又信奉“人定勝天”，時有無視自然規律亂幹蠻幹之舉，更有甚者，“民以食爲天”變異成了無所不吃、無所不用其極地吃，越是稀缺物越吃，越殘忍的吃法吃得越盡興。

　　所以，有關“活熊取膽汁存廢”之爭，並不能簡單地說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今世界通行觀念的衝突，這也是中國文化內部相互對立的兩套觀念和實踐的對壘。

　　不可克服的“倫理悖論”？

　　爭議中有一個焦點，是“黑熊在被取膽汁的過程中是不是舒服”。放在“熊膽入藥以治病救人”的前提下探討這樣一個頗有點小資情調的話題，好像迂闊得很：全球人口早已超過60億，每天吃掉的動物難以計數，無論飼養還是屠宰，人類難道問過動物舒不舒服？哪個動物不願意活得自由自在且順乎自然地“終其天年”？但人不吃肉行嗎？“君子遠庖廚”不過是說“吃的人不殺、殺的人不吃”而已。

　　當代西方環境倫理主張賦予一切生命體包括動物以平等的“倫理權利”，就像人類人人平等一樣，這樣的設想立意是高尚的，胸襟是開闊的，情懷是利他的，但其基本理論依據始終是成問題的。所謂“動物的平等倫理權利”，建立在生態平衡的概念之上，其推理邏輯是：每一物種都在地球生態系統中有其地位，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而物種是由個體組成的，所以，每一動物個體都有平等的倫理權利。

　　如此論證看似嚴謹，實際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倫理悖論”，因爲在環環相扣的生態系統中，某個特定物種所履行的生態功能恰恰是或者給其他物種做食物，或者以其他物種爲食物，所以物種的倫理權利應該建立在該物種的個體犧牲自己的基礎之上。

　　將物種與個體的這層關係放到生活場景中來認識，就是說動物的倫理權利只是物種層面的權利，而不是個體層面的權利，保護物種不等於保護該物種的每一個個體。相反，人吃雞越多，雞這一物種繁衍得越多。同樣道理，支持活熊取膽汁的人士提出，“對一部分黑熊抽取膽汁，可以避免獵殺更多的野生黑熊；自從有了活熊取膽汁技術之後，野外黑熊種羣增加，數量增多，所以此舉客觀上保護了黑熊物種。”對此說法，倒也不能完全斥之爲狡辯。

　　不能“抽象肯定，具體否定”

　　然而問題在於，站在環境倫理的立場上，即使動物個體“應該爲種羣作出犧牲”，也仍然享有自己的倫理權利。首先，在亂殺濫捕的情況下，個體的犧牲並不能換取種羣的生存，此時，該物種中剩下的任一個體的生存都具有生態意義上的倫理地位，否則，動物倫理就變成了對生態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保護生態也便名存實亡了。在中國，如有人獵殺大熊貓等國家法定的保護動物，要處以刑罰，相關法條的倫理依據就在於此；在此情形下，有人無論以救急、救窮，還是救命爲理由自辯，都不可能得到法院和公衆的同情。

　　其次，在動物爲其生態功能，比如供人食用、製作裘皮或者入藥治病而犧牲的時候，個體的倫理權利表現爲不應遭受無謂甚或無度的痛苦。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有一些刻意追求感官刺激、不顧動物痛苦的內容，如“魚炸熟了，嘴還在動”和“活割驢肉”、“活吃猴腦”之類，這些都屬於嚴重侵犯動物倫理權利的行爲——因爲如此吃法與獲取營養這一生物學的必要性完全不相干，純粹爲了滿足某些個人以殘害動物取樂的變態心理。現在，這類“菜餚”在素來好吃的國人中日見式微，說明儘管眼下支持活熊取膽汁的人還爲數不少，但一些基本的動物倫理觀念確已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越來越多的國人，這無疑是中國社會與民族心智進步的表現。

　　首先要問“熊膽是否救命藥”

　　如果我們認可這兩項動物倫理，那麼對於活熊取膽汁，首先就要追究取膽汁的必要性，追究“熊膽入藥可治病救人”的說法是否符合事實：熊膽到底是用作“救命藥”，還是一般的中藥輔助成分，還是所謂的保健品，甚至只是物以稀爲貴的“送禮佳品”？現在將其籠而統之地說成“藥用”，含糊其辭地稱爲“救命藥”，而拿不出過硬的臨牀證據，就理所當然要被質疑、被要求放棄。其次必須回答，黑熊在被取膽汁的過程中所遭受的痛苦，同人類由熊膽汁所獲的利益，兩者的“性價比”是否合理？是否療效其實有限，甚至可用可不用，卻把黑熊折騰得痛苦不堪？

　　現在爭議雙方糾纏於“黑熊舒不舒服”，照我看來並未抓到關鍵。最近歸真堂邀請人們參觀取膽汁的過程，自證“熊沒有不舒服”，而與此同時一些人堅稱“熊肯定不舒服”，這樣的爭議其實只有在搞清“熊膽入藥是否必要”之後纔有意義。不過，這也表明國人已從動物倫理的必要性要求，進步到了合理性要求：即便熊膽確有療效、不可替代，但如果黑熊在取膽汁的過程中非常痛苦，此事就有必要認真審視、重新思考。

　　以此而言，這場“黑熊舒不舒服”的爭論仍有着建設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