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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牛達生(中)與杜玉冰(右,曾任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等在研究古錢幣。
《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內頁。
(本版照片均為資料照片)
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組織專家對牛達生的研究成果進行鑒定。專家認為: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為『西夏後期的木活字印本』,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
老牛真的老了,變成名副其實的『老牛』了。雖然留的是小平頭,看起來白發不那麼『醒目』,但仔細觀察,那上面已找不出一根黑發了。他卻紅光滿面,看不到皺紋。一問年齡,只差一年,就80了!
80歲是個什麼年齡?是頤養天年、含飴弄孫的年齡,是需要別人照顧飲食起居的年齡!而這些似乎都與老牛不沾邊。相反,他的案頭,仍擺放著許多書籍、資料,電腦裡仍然有剛寫下的文字,隔不了多長時間就會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老牛真是一頭默默耕耘的老牛啊!
縱觀老牛幾十年的工作歷程,真可用『不用揚鞭自奮蹄』來概括。年輕時,他是這樣;臨近退休時,他是這樣;退休之後,他仍是這樣!他的學術研究,早已擺脫名利的束縛,也洗淨了功利的色彩。
考古專家獲得『畢昇獎』:全國獨此一人
1996年,對牛達生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雖然他已退休幾年了,但恰恰在此時,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權威確認。隨後,他獲得了中國印刷行業最高獎『畢昇獎』,迎來了自己人生的輝煌時刻。一個在偏遠省份的考古專業人員,怎麼會與這個令印刷界同仁都敬仰的大獎結緣呢?
說起老牛當時的研究,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料到會產生那麼大的反響。
1993年,牛達生退休。那時,老牛常常對著眼前的一冊冊發黃變脆的西夏文經卷出神。他越看越興奮,越看越覺得它們不同尋常!經過幾個月的不懈研究,他有了驚人的發現:這些西夏時期印刷的西夏文佛經,不僅是不可多得的孤本,而且還有更重要的價值:因為它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木活字印刷品!
1993年,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牛達生在大會發言中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強烈關注。學術界呼吁權威部門給以確認。
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在京組織專家對這一成果進行了鑒定。鑒定委員會委員俞偉超、史樹青、徐苹芳、史金波、潘吉星、鄭如斯、張樹棟、羅樹寶、魏志剛、冀叔英等分別是考古、西夏、古紙、印刷、版本學等方面的權威。與會專家聽取了牛達生研究員的研究報告,考察研究了有關資料,一致肯定了牛達生的研究成果並贊同牛達生的研究結論: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為『西夏後期的木活字印本』,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這樣,木活字的發明和使用時間比權威論著和人們的傳統認識要早一個朝代。牛達生的研究成果也因此成為『本世紀印刷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這意味著人類印刷史的有關章節將要因此而改寫。
1997年,牛達生因為這項成果獲得了新聞出版署頒發的印刷行業最高獎『畢昇獎』。1999年,他的研究又獲得文化部頒發的『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社會各界齊贊牛達生是『改寫印刷史的人』。
牛達生的研究成果,令人振奮。因為一個時期以來,來自鄰國的少數學者不斷向我國的『四大發明』提出挑戰:他們說,我們一直引以為自豪的印刷術是他們發明的。牛達生的研究成果有力地回擊了這種挑戰。
一起震驚中外的案件引出重大考古發現
許多人會問:命運怎麼會如此垂青牛達生?這麼寶貴的資料怎麼到了牛達生的手裡?
這緣於一次考古發現。
其實,他也是在臨近退休之年主動請纓,又抄起考古的鐵鏟的。
與以往一般的考古發掘不同的是,牛達生的這次掛帥出征,竟是由一起震驚中外的案件牽出來的。
1990年11月28日,在賀蘭山上放羊的牧民發現:位於賀蘭山腹地、鮮為人知的拜寺溝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毀了!12月11日一早,寧夏考古專業人員決定到現場考察,我應邀一同前往(是當時去現場的唯一記者)。我們看到了被炸古塔的廢墟,還發現一根位於亂磚之中的塔心柱。那上面的西夏文和漢文題記吸引了專業人員的目光,也向現代人提供了許多重要信息,專業人員判斷:過去一直認為是明代的方塔,竟是存世稀少的西夏古塔!其考古價值一直被人們低估了!
我在《光明日報》上發出獨家報道,引起中央領導同志和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牛達生雖然沒有到現場考察,但在接受我的采訪時一再表達憤怒、惋惜之情。他已年近花甲,但他沒有混日子的打算,他對清理古塔廢墟抱有很大的興趣。他認為,搞清楚該塔的建築結構,對研究西夏建築乃至我國古代建築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他在冥冥之中也抱有一線希望:希望在廢墟中發現西夏文物,哪怕是一鱗半爪也好。
1991年秋,經國家文物局批復同意,由牛達生擔任領隊的考古隊進入賀蘭山腹地,與古塔廢墟朝夕相處了一個月。這是一次異常艱苦的考古:不通路、不通電,不通信息,水、糧、菜等生活用品都要靠毛驢從山外馱運進山。就是在這短短的一個月裡,他們將整個古塔廢墟翻了一個遍,將所有廢磚頭碼放整齊,不僅搞清楚了方塔的建築結構,而且意外發現了一批珍貴的西夏文物和漢文、西夏文文獻。
『考古是發現的科學!』牛達生『發現』了,發現了別人沒有發現的東西!
發現西夏文佛經孤本
按說,『滿載而歸』的牛達生,只要把考古資料一上交,就算大功告成了。如果真的那樣做了,那也就不是牛達生了。
在結束野外考古之後,牛達生連續作戰,整理、研究出土文物。無論是對牛達生還是對其他專業人員來說,要把這些文物都搞清,有很大的難度,因為出土文物中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能夠認識西夏文的僅有幾個西夏文專家,在國內外都屈指可數。牛達生尚不在此列。
西夏文,是仿漢字創造的一種獨特文字,曾在歷史上使用了四五百年之久。它在西夏建國前就創造出來了,卻並沒有因西夏政權的滅亡而立即消亡,而是在部分地區繼續沿用了一段不短的時期。猛一看,西夏文與漢字頗為相像;細一看,竟無一字與漢字相同。西夏文的創制,有一定原則、規律,也充滿著智慧。雖然不像漢字那樣應用的時間長、應用的范圍廣,但在一個特定時期它所承載的特殊文化,又是其他文字所沒有的。因而,周恩來總理在1972年聽說國內認識西夏文的只有『幾個老人』,馬上指示有關部門:一定要有人學習這種文字,不能讓它失傳。
深入研究古塔廢墟中出土的文物,就像攻克牢固的堡壘。擺在牛達生面前的,有許多『攔路虎』,最大的『攔路虎』是知識儲備的不足。但這難不倒牛達生。他買了上百種相關書籍從頭學起,還利用各種機會向專家學習。
考古研究,不僅要甘受清貧、耐得住寂寞,而且要有一雙慧眼。牛達生在對這批文物進行整理研究時就獨具慧眼,他逐漸拋開其他文物,最終將精力集中到9本完好的西夏文印本上:這是什麼書?書名是什麼?是世俗文獻還是佛教經典?在西夏文文獻中是否是孤本?雖然卷首和末卷均有缺損且無題跋,但牛達生最終還是利用剛剛學到的知識並查閱大量文獻資料,搞清了它的『來龍去脈』:這些西夏文印本,書名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續》,是譯自藏文的藏傳佛教密宗經典,在海內外的西夏文獻中是孤本。
孤本!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更何況是西夏時期的西夏文孤本!1991年9月22日,《光明日報》在頭版以《寧夏方塔廢墟中發現西夏文佛經孤本》為題刊登我采寫的報道,隨後,《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是雕版?是活字?非同小可的論證
考證西夏文佛經的出處並確定其為孤本,是一個不小的研究成果,但牛達生的研究並沒有就此止步。他又給自己出了一個難題:要研究它在裝幀和版式上的特點,進而確定它是雕版印本還是活字印本。如果是活字印本,那就不同尋常了!但要搞清這個問題,則涉及到佛學、藏學、版本學、文獻學、印刷史等學科,要具備很多相關知識。哪怕是搞清楚一個問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為了彌補知識的欠缺,花甲之年的牛達生又從頭學起,他甘當小學生,不但向書本學習,還注意向專家請教,僅他登門拜訪的專家就有30多位,所有這些為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出土時,只被認定為西夏時的印刷品。至於它是雕版印刷,還是活字印刷,是泥活字,還是木活字、金屬活字尚未來得及深入研究,但這是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印刷術,被譽為『文明之母』,是每一個炎黃子孫都為之驕傲的古代發明。從印章、碑拓、織物印染發展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過程。雕版的印刷技術始於隋末唐初,而較之更為先進的泥活字印刷術,一向被認為是北宋慶歷年間的布衣畢昇發明的,因為沈括的《夢溪筆談》對此有明確記載。此後,我國又誕生了木活字、金屬活字。這是時代進步的標志。而在中國活字技術的影響下,西方國家直到1450年纔掌握活字技術,這要比我國晚四個世紀呢!
牛達生在研究中發現,《吉祥遍至口和本續》與同時代的雕版印本有許多不同之處:版框欄線四角不銜接,左右欄線較短,上下欄線或不足或超長;正文和題款文字風格一致但大小不一,筆鋒不盡相同;墨色濃淡不勻,有的黑白斑駁,有的半深半淺;倒字更是多次出現,具有活字印刷的特征;版心行線漏排;書名簡稱用字混亂,時見排錯;頁碼用字無定規,錯排、漏排嚴重,漢文和西夏文混用;有些頁面殘留隔行竹片的印痕。所有這些特征,都說明一個問題:它不僅是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
這一研究發現非同小可!牛達生自己也為此激動不已。因為我國雖然在北宋就發明了活字印刷,但保存至今的宋代印刷品只有雕版的,並無活字的,現在保存的最早的漢文活字印刷品是明代的,而按照權威論著和傳統說法,人們一直認為木活字是元代科學家王禎發明的。這其中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王禎在《農書》卷二十二『造活字印書法』中,詳細地介紹了木活字印刷技術。於是,有人說:『發明第一套實用木活字之功,必須歸於王禎』,『正式用木活字印成書,最早的不得不算是元代的王禎』,『木活字版為元代的科學家王禎首創』。《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的發現與研究,向這些長期形成的定論提出有力的挑戰。如果觀點成立,那麼,中國的木活字技術的使用時間將提早100多年!
為了搞清這些問題,牛達生不知苦熬了多少個日日夜夜。最終,他以獨到的發現證明:這些西夏文佛經,不僅是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隨後,專家們也表示認可:這些西夏文佛經『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實物』。
牛達生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2002年,《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因為其珍貴且獨有,被國家文物局定為首批『禁止出國展覽』的64件文物之一。也是在這一年,它又被國家檔案局列為第一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的48件文獻之一。最令牛達生興奮的是,這個研究成果被寫入中學課本。印刷術明明是中國古代的發明,但韓國的一些學者卻說印刷術是他們發明的,韓國有關部門還將其寫入中小學課本,進行所謂的愛國教育。現在,終於可以正本清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中國歷史》下冊在介紹了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術後寫道:『考古學家發現了西夏時期的木活字印本,這是已知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師教學用書中,還有更多的介紹:『1991年,寧夏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續》西夏文木活字印本,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
他曾發表文章訂正自己的錯誤
牛達生在西夏文獻研究中的建樹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如果認為他的貢獻僅限於此,那就錯了。實際上,牛達生對學術的貢獻、特別是對西夏學的貢獻是很多的,也值得濃墨重彩地寫上幾筆。
牛達生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求學期間,正趕上『反右』運動,同學中就有人因為愛學習而被當成走『白專道路』的典型,受到錯誤批判,有的甚至被打成『右派』。牛達生雖然沒有被批判,但他的正常學習還是受到不小的衝擊,可他仍堅持學習。上大三時,系裡開了民族史和考古專門化,供大家選學。所謂『考古專門化』,就是後來的考古專業。牛達生懷著對考古的興趣,選學了考古。當時學校專業師資缺乏,就從北京等地聘請專家學者授課,牛達生有幸聆聽了國內許多著名專家學者的講座,眼界大開。
1958年,牛達生大學畢業,正趕上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他無條件服從安排,與7個同學一道來到百業待興的寧夏。就因為他在大學裡學了一點考古,被分到還在籌建中的寧夏博物館。
那時的博物館,還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束縛,考古專業人員不能靜下心來搞專業。西夏學在當時還完全是個陌生的詞語,尤其讓一些專業人員汗顏的是,西夏陵就在銀川西郊,許多人包括考古人員竟渾然不知。
1972年對西夏陵的發掘,纔使寧夏各界人士有了『西夏』意識,牛達生與『西夏』的接觸,也是從參加西夏陵的發掘開始的。
寧夏搞考古工作的業務人員很少,很難有明確的分工。一般情況下,碰上什麼就搞什麼。牛達生發掘過青銅峽唐代墓葬,也到固原須彌山石窟搞過調查,一度對石窟產生很大興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寧夏博物館和中央美院合作調查須彌山石窟,他是積極倡導者和參加者。石窟區的測繪和編號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須彌山石窟》,凝聚著他的心血。
牛達生是明智的。這種明智,表現在他對自己能力和研究對象的准確判斷上。他很快發現自己並不適合搞石窟研究,因為研究石窟要懂藝術,特別是要有很高的藝術修養,而自己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儲備。他逐步把精力轉向西夏學研究。
他搞清了位於銀川市中心、至今還是西夏古都興慶府的標志性建築的承天寺和承天寺塔的來龍去脈,他的研究成果也被學術界普遍接受。他調查並考證了位於賀蘭山東麓拜寺溝口的拜寺口雙塔,以充足的論據證明其為西夏原建,雖然經歷乾隆三年(1739年)8級大地震的考驗,但它們仍屹立不倒,這是彌足珍貴的。他的研究也豐富了我國古代建築史的內容,為雙塔最終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提供了科學依據。對西夏錢幣的研究,也讓牛達生頗有收獲。他帶人發掘清理了賀蘭山東麓深山狹谷中的3處西夏錢幣窖藏,對像小山一樣的數萬枚錢幣進行了一一檢選,並按朝代、幣種、幣值、書體進行分類、計數,完成了大量瑣碎、繁雜、艱苦的工作,他對當年錢幣的埋藏情況作出准確的分析判斷,他的《西夏錢幣辨證》被學界認為是研究西夏錢幣的權威之作,對西夏時期宋夏關系及經濟狀況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由於對錢幣研究一直沒有中斷,他最終精選結集出版了《西夏錢幣論集》。
作為寧夏的一名西夏學者,牛達生對西夏學的發展和繁榮不僅十分關注,而且極力推動。早在1991年,他就撰寫了《西夏學研究與寧夏在西夏學研究中的地位》,除了論述西夏學地位、回顧西夏學發展歷程外,還提出了『寧夏應成為西夏研究的中心』的建議,希望早日成立西夏研究中心或西夏研究院。近些年,有關西夏的考古報告,俄藏、英藏、法藏及國內各地所藏西夏文獻相繼結集出版,一批年輕的西夏學者迅速成長,有的已成為碩士和博士,有的人可以直接翻譯西夏文文獻,甚至翻譯藏傳佛教的西夏文佛經,對此,牛達生感到十分欣慰,也常常感嘆『後生可畏』。
近30年來,牛達生發表論文、資料近140篇,其中3/4與西夏有關。他對西夏遺址、西夏陵墓、西夏官印、西夏石窟、西夏窖藏、西夏碑刻、西夏文書研究都有涉獵,而且都有獨到見解,有專著《西夏遺跡》為證。牛達生還參與了《中國錢幣大辭典》《中國民族建築》和《中華印刷通史》西夏部分的編寫工作。
老牛老了,但他的精神卻沒有老。
牛達生對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的研究,經權威鑒定早有定論,但仍有學者持有異議。按說,他可以不予理睬,但他卻條分縷析地寫出答疑文章,嚴肅認真地進行學術爭鳴。
難能可貴的是,牛達生始終嚴於責己,從不文過飾非,他曾發表文章訂正自己的錯誤。他告誡後學者,在急功近利、物欲橫流的社會,更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纔能真正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本報記者莊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