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晉說，當時針對這部作品，批判會開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藝界批判『人性論』不力，就拿到『階級立場最堅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後批判。沒想到，在放映時，紡織廠的女工已經哭成一片，她們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論』和『階級論』的理論對峙，就在這一片哭聲中見出了分曉。

　　但是，在謝晉看來，這樣的作品還不成熟。讓紡織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間戲曲也能做到。他覺得自己應該做更大的事。文革的煉獄，使他獲得了浴火重生的機會。文革以後的他，不再在時代話語的縫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過來，以人性的標准來拷問時代了。

　　對於一個電影藝術家來說，『成熟』在六十歲，確實是晚了一點。但是，到了六十歲還有勇氣『成熟』，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國最優秀知識分子的良知凸現。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僅早過謝晉，而且幾乎沒有不成熟的階段。這也可能吧，但全國民眾都未曾看到。謝晉是永遠讓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與他相陪相伴地不成熟，然後一起成熟。

　　這讓我想起雲南麗江雪山上的一種桃子，由於氣溫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別長，因此收獲時的果實也特別大，大到讓人歡呼。

　　『成熟』後的謝晉讓全國觀眾眼睛一亮。他成了萬人矚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學作品中尋找著既符合自己切身感受、又必然能感染民眾的描寫，然後思考著如何用鏡頭震撼全民族的心靈。沒有他，那些文學描寫只在一角流傳；有了他，一座座通向億萬觀眾的橋梁搭了起來。

　　於是，由於他，整個民族進入了一個艱難而美麗的蘇醒過程，就像羅丹雕塑《青銅時代》傳達的那種象征氣氛。

　　那些年的謝晉，大作品一部接著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謂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雲蒸霞蔚。

　　就在這時，他禮賢下士，竟然破例聘請了一個藝術顧問，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歲的我。他與我的父親同齡，我又與他的女兒同齡。這種輩分錯亂的禮聘，只能是他，也只能在上海。

　　那時節，連蕭伯納的嫡傳弟子黃佐臨先生也在與我們一起玩布萊希特、貧困戲劇、環境戲劇，他應該是我祖父一輩。而我的學生們，也已成果累累。上世紀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實在讓人難以忘懷。而在這『四世同堂』的熱鬧中，成果最為顯赫的，還是謝晉。他讓上海，維持了一段為時不短的文化驕傲。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謝晉最大的成果在於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國電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曲折邏輯。不管是幼稚、青澀、豪情，還是深思、嚴峻、浩嘆，他全都經歷了，摸索了，梳理了。

　　他不是散落在岸邊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條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著他而定位。他是一脈彩色的光纜，為很多並不彩色的歷史過程提供了審美可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