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許不熟悉張光年這個名字，可是你不能不知道《黃河大合唱》。《黃河大合唱》和《義勇軍進行曲》，跟法國的《馬賽曲》、意大利的《我的太陽》，都是振奮民族精神的不朽之作，在關乎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起到了團結、凝聚人心的作用。如果你聽過《黃河大合唱》這部體現民族魂魄的作品，你就會知道詞作者光未然。光未然是張光年先生寫作詩文常用的筆名。

　　我在天津一中讀書時，音樂課唱過兩首歌，一首是《黃水謠》，一首是《五月的鮮花》，從此，記住了詞作者光未然。後來參加中學生合唱團，排練《黃河大合唱》，更是牢牢記住了詞曲作者：光未然、冼星海。這兩個名字跟這部作品，伴隨着我整個成長過程，即使在進入老年的今天，聆聽《黃河大合唱》的演唱，我依然會激動猶如當初。那年去冼星海故鄉廣州番禺參加筆會，給《人民日報》寫的散文《尋覓記憶的聲音》，靈感就是來自這部《黃河大合唱》。

　　年輕時進入報刊界，多年編輯文學稿件，知道文學界的張光年，卻不知道張光年即光未然，有次翻閱名家辭典，這才知道，文學評論家張光年，即是著名詩人光未然。可是萬萬不曾想到，我“右派”問題改正後，調入《新觀察》雜誌社，此時，中國作家協會主要領導人，正是這位仰慕已久的光未然。

　　儘管那時作爲普通編輯，跟張光年先生接觸不多，但是關於他的爲人處事，特別是他對新時期文學的推進，對中青年作家的扶持培養，都給我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他和幾位中國作家協會當時領導人，成了新時期文學事業的標誌性人物，許多優秀作品的出現，都傾注着他們的心血。那時的中國作家協會，如同一塊磁鐵緊緊地吸引着作家，如今有些作家談論新時期文壇，無不對張光年那代領導人充滿敬意，懷念中國作家協會那種“家”的感覺。

　　張光年先生任中國作協領導時，我被任命《新觀察》雜誌社組長職務，想不到還跟他有一定關係。那時中國作家協會剛恢復，行政建制還未被準確定位，各報刊社中層部門都叫組，主編戈揚有意讓我擔任組長，她找我談話時，我說：“我一個白丁，這怎麼行呢？”後來主編再找我時，明確地說：“我跟光年請示了，光年說，不是黨員該用照樣用。”就這樣，我被任命爲《新觀察》雜誌社領導班子成員，時事雜文組組長。

　　還有一件跟我有關的事，也是發生在張光年主政時。作家白樺電影《太陽與人》放映後，在社會上引起不同反響，對白樺有種種不實傳言。出於澄清事實的目的，我建議請白樺寫篇文章，刊登在《新觀察》雜誌上，當時恰好主編戈揚不在北京，副主編楊犁和編輯部負責人張鳳珠同意我的建議並指派我跟白樺約稿。

　　白樺文章《春天對我如此厚愛》1981年在《新觀察》雜誌第14期刊出，未曾想跟電影一樣引起軒然大波。

　　一天傍晚，主編戈揚匆忙跑到我家告訴我，在一個剛剛結束的會議上，胡喬木給馮牧和她寫了張便條，批評《新觀察》發表白樺文章。戈揚徵求我的意見，看如何處理這件事。這是由我惹的“禍”，以爲會像過去那樣，肯定追究我的責任，起碼得寫篇檢討文字吧。我表面鎮定，心裏卻不安。爲此曾向我敬重的艾青、秦兆陽等前輩作家討教。

　　令我未想到和感動的是，楊犁和張鳳珠作了說明，責任則完全由中國作協攬了去。張光年讓中國作協祕書長楊子敏化名馮明(奉命諧音)寫了篇文章《也談春天的“厚愛”》，委婉地批評白樺文章，發表在1981年第17期《新觀察》雜誌，這件驚動中央領導的事纔算暫時平息。

　　從這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出，張光年等中國作協領導人，在處理突發“政治事件”上，特別是在保護下屬上，遠比過去更有謀略和智慧。

　　1988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決定，我從作家出版社副社長任上調出，到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主持工作。到任後查閱相關檔案資料知道，倡導成立這家出版機構的人，正是評論家張光年和翻譯家陳冰夷，由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排除出版業內的干擾最後批准(堅持對外翻譯出版，只外文局一個渠道)。宗旨就是向海外翻譯推介中國文學。從名稱到經營方式都是全新的，完全有別於傳統出版機構，卻與世界出版機構緊密接軌。用今天出版社改制眼光來看，這家新型出版機構的成立，其思路和做法整整超前了30年，在改革開放初期是絕無僅有的一家，即使現在好像也未聽說過，哪家出版社名稱和經營方式全如此，足見張光年、陳冰夷在文學事業上的遠見卓識。我接手後翻譯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中國軍事文學作品選》英文版，而後又出版《中國文學作品英譯本索引手冊》，並且很快跟多家國外出版機構建立了長期合作的意向，初步實現了張光年等老一輩作家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願望。可惜沒過多久，剛剛起步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停辦，我和我的年輕同事們從此賦閒。不過就我個人來說，那是我一生當中最值得懷念的時光。非常感謝張光年、陳冰夷先生，這兩位有遠見卓識的文學前輩，搭建這麼好的一個文學平臺，由我主持做成了他們想做的事，使我前半生坎坷、平庸的生命，在最後時日閃出一點微弱光亮。這無論是對於他們還是我都是個安慰。遺憾的是，可以認真做事的日子，轉瞬即逝。

　　我真正接觸張光年，就是在賦閒之後，1991年的西北之行。中國作協組織作家訪問西北，知道我情況的創聯部朋友們，爲讓我解脫精神上的苦悶，安排我參加作家團造訪河西走廊。跟我們同行的就有張光年夫婦。光年在我們這一行人中，級別最高、年齡最大、資歷最老，卻毫無一點架子和傲慢，乘一樣車，吃一樣飯，說一樣話，連稱謂都是直呼其名，對光年最多加上“同志”，或者叫“張老”以示尊重，無論是中國作協的人，還是外地來的作家，沒有一人稱呼他職務，他總是樂呵呵地答應。

　　這時的張光年在我們眼中，就是一位老作家、老朋友，彼此間相處得非常融洽。

　　那時作家出去採風，沒有現在這麼威風——火車坐軟臥，賓館住星級——費用嚴格按照國家規定。當然也無人計較此類事情。我們一行十多人中，夠級別的有好幾位，軟臥票卻只有三張，除光年夫婦外，還剩一張軟臥票，幾個人互相推讓，誰也不肯去坐，除了朋友間的友愛，還怕跟光年一起拘謹，最後只好留給後到的江西省作協主席陳世旭。

　　事後聽陳世旭講，跟光年相處得非常好，一路上有說有笑，根本沒有隔輩之感。

　　我們從蘭州啓程，乘坐一輛麪包車，開始向敦煌進發。在茫茫戈壁灘，荒涼障目，車聲塞耳，時光顯得漫長。爲了排遣寂寞，大家互相取笑，笑聲充滿車廂。光年顯然被笑聲感染，他也跟着開懷大笑，如同一位普通長者。直到到了莫高窟，他在關照我們時，我們才忽然記起，張光年是中顧委委員。

　　參觀莫高窟有規定，重要的窟考慮保護，嚴格按照級別開放，只允許張光年一人蔘觀。光年就跟接待方說：“跟我來的都是作家，來趟敦煌不容易，請你們破個例，讓他們跟我一起看吧。”我們這次的敦煌之行，沾光年的光參觀多個窟，當然，多數人也就是看看而已，其中收穫最大的，當數青年作家徐小斌，她有個醞釀多年的故事，在敦煌突然找到敘述環境，回來寫成小說《敦煌遺夢》。

　　這次的西北之行，大家相處得非常好，無年齡之別，無職位之分，彼此說笑逗鬧起綽號，是一次很快樂的筆會。光年對我們這些晚輩，有所瞭解，有了感情。從西北返回北京不久，光年請他的祕書吳桂鳳，特意給我送來他的字幅，內容是他的詩《鳴沙山》。詩曰：“莫嫌沙粒小/聚沙可成山/莫笑沙不語/長嘯如雷喧//沙巒八十里/護此月牙泉/涉沙腿腳軟/小坐嘆奇觀。”這既是老詩人的感受，這也是我們經歷的情景，我感到特別的溫暖和親切，這使我對光年的爲人，有了進一步的具體瞭解。

　　我把這件墨寶鑲框，懸掛在我家客廳裏，現在有時睹字思人，那次西北之行情景，就會油然再現眼前，彷彿光年並未遠去。

　　其後，光年又贈《惜春文談》、《光未然脫險記》、《向陽日記》和歌詞選等新書給我。可見這位老詩人、老領導，多麼看重西北之行的友誼。有人說，書生人情紙半張，請問，現在的書生們，這半張紙的人情，究竟還有多少呢？

　　比這更讓我感動的是，那年夏天在北戴河創作之家，遇到先來避暑的光年。他在二樓陽臺上看到我，笑着脫口叫了聲我的綽號，讓我上樓去他房間坐坐，親自給我倒了杯水，隨後就忙不迭詢問我的近況和家人情況，作協是否安排了我的工作等。當我如實把安排意向告訴他，他推心置腹地爲我出主意，沒有絲毫的芥蒂和保留。這使我隱約地覺得，儘管光年從政多年，處於文壇領導地位，但是氣質依然是個詩人。

　　作爲學者、文學評論家的張光年，生前有多種學術和評論著作，然而真正讓他享譽華人世界的，還是他和冼星海共同創作的那部《黃河大合唱》。那年去延安開會回來路過壺口，面對着滔滔的黃河之水，那鋪天蓋地的澎湃氣勢，讓我們一行人簡直看呆了。這些平日善於言辭的作家、詩人，一時卻找不出表達心聲的方式，個個表情嚴肅地凝視着河面，彷彿是在向這條偉大河流致敬。

　　突然，一位詩人冒出一句：“啊，朋友！黃河以它英雄的氣魄，出現在亞洲的原野；它表現出我們民族的精神：偉大而又堅強！”頓時啓開衆人心靈閘門，大家激動地唱起來：“我站在高山之巔，望黃河滾滾，奔向東南。驚濤澎湃，掀起萬丈狂瀾……”歌聲匯入滾滾浪濤，流向天邊奔向遠方，驕傲和豪邁的情感，充盈在每個人胸膛。

　　在黃河之濱唱《黃河大合唱》，其情其景令我們熱血沸騰，如同依偎着母親的懷抱，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自然而然從心底生起，不禁想到黃河的歌者——冼星海、光未然。在決定國家存亡的關頭，他們以飽滿的革命激情，創作出這部大合唱，鼓舞全民族奮起抗日，他們不愧爲黃河之子。黃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徵，黃河千年百代地流淌，《黃河大合唱》就永遠傳唱。音樂家冼星海、詩人光未然，這兩個耀眼的名字，將會長久地活在黃河的魂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