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江上世紀70年代初，我穿上軍裝，走進夢寐以求的部隊，當了一名衛生兵。

　　我們剛當戰士時，是不允許戴手錶的，每天清晨6:00左右我們就得到病房，掃走廊、拖地、倒痰盂、打掃廁所。給一些重病人倒尿壺、打洗臉水這些現在由醫院清潔工和護工乾的活，那時可都是由我們這羣穿軍裝的小丫頭來做的。因爲不能戴手錶，科室發給我們衛生班一個鬧鐘，每天早晨5:30鬧鐘叫醒我們。有幾次，當我們還在夢鄉中，只聽班長大叫一聲，“糟了，時間過了！”同寢室的四個人就像聽到緊急集合號一樣，“騰”地一下起身穿衣，頭也不梳，就往病房跑，看着天上星星還一閃一閃的，我們也全然不顧，到了病房開始了每一天早晨的工作，直到把痰盂倒完。值夜班的護士問，“你們今天怎麼這麼早來？”我們說，“已經晚了。”護士說才3:00多呀。這時我們才知道，班長看錯了鍾，鬧鈴並未響起，但是誰也不願再回寢室去了，乾脆多幹些活。

　　從醫校畢業，我當上了護士。那時的部隊醫院非常講究又紅又專，紅在思想，專在技術。對護士而言，很重要的一項基本功就是打肌肉針不痛，抽血和靜脈針能夠一針見血。而這些基本功都是在護士之間相互“練兵”，你給我扎針，我給你抽血。如果給病人抽血、扎針2針以上，第二天的交班會上自己還要做自我批評。

　　我所在的醫院是軍區總醫院，到這裏住院治病的，或是部隊軍官，或是身染重病的戰士。那時，我們和病人的關係，是真正的戰友關係。毛澤東同志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指示可以說浸入靈魂，是我們對部隊病號的準則。至今還記得當時一個姓李的戰士，是個農村兵，臉圓圓的，眼睛大大的。住院是因爲訓練時身上碰到哪裏，哪裏就有一個烏青塊，衛生所認爲是貧血，吃了些藥仍不見好轉，轉到了師醫院，師醫院診斷爲“再生障礙性貧血”，後來轉到我們醫院。住院時，這個小戰士經常幫着我們衛生員幹活。我們每天三頓給病號發的飯都是放在一個大飯車裏，飯車要從一個大大的斜坡推上去。那時病區里根本就沒有電梯，哪怕是上五樓，推飯車推病人這樣的力氣活都是我們推上這個大斜坡，因此很多病號都主動幫着醫護人員做事。這個小李平時不愛說話，到了吃飯時間，他就在膳食間推着車子，等着我們。可是隨着他的病情發展，他能幫着幹活的次數越來越少，最後診斷爲“白血病”。後來，他走路、吃飯都困難了，單獨住在重症病人房間，話也越來越少。有一天晚上，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值夜班，平時，這個護士看上去弱不禁風，大家叫她“林黛玉”，她帶了一個實習護士。等到了病房熄燈時間，實習護士再次到了小李的病房看看，只見蚊帳似被風吹着，她走近一看，病人已不在牀上。實習護士失聲叫帶她的護士，我那個朋友跑過去一看，窗戶是開着的，她連忙探身往下瞧，只見一個白乎乎的人影躺在二樓底下了。她轉身就往樓下跑，一邊跑一邊叫，“拿擔架來”。當我們擔架車推到下面時，我那個朋友已經抱起了小李往我們這邊走了，我當時就驚奇，她哪兒來這麼大的力氣。後來，小李沒能救過來，一個年輕的戰士就這樣走了。在我們給他做最後的護理時，我們都含着眼淚輕輕地爲他洗淨身上每一處地方，給他換上最新的軍裝，爲他整好軍帽，敬禮向他告別，我們以這樣的方式，送走過我們不少戰友。因爲我們早已把戰友都當作自己的親人。

　　十年的部隊醫院生涯，我深深感受到“救死扶傷”醫護人員天職的分量；十年部隊醫院生涯，我在打不完的針，發不完的藥，走不完的長廊中，體會了“白衣天使”的高尚。白衣大褂襯着永不褪色的綠軍裝和紅領章、紅帽徽，那是我最青春、最美好、最難忘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