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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爲什麼《少年臺灣》每個篇章的命名都冠上“少年”?
蔣:我第一本出版的作品《少年中國》(詩集),就用到“少年”。我想,“少年”是我對“青春形式”的某一種迷戀。
喜歡“少年”兩個字,多少是受到父母的影響。我來自外省家庭,父母也許是基於一種鄉愁吧,都喜歡談他們自己源遠流長的家世,像我的母親有滿清正白旗的血統。但我到了巴黎之後才發現,父母的鄉愁其實對我來說都不具體。我有自己的鄉愁。我的鄉愁是大龍峒,從童年開始就在這塊土地上生長的東西。
記:你在書裏,時常有一種對庶民文化的關注與欣賞,這跟你的成長背景有關嗎?
蔣:對,我想有關。在當時的大龍峒,我們大概是唯一的外省家庭。我後來升學,小學同學幾乎在畢業後就失學了,開始從事各行各業,在菜市場賣菜,殺豬,運煤球,變成底層的勞動者。那時經常走過攤販,他們忽然會割下一塊豬肉,或抓起一顆菜頭拋給我。你還在傻裏瓜氣讀高中,少年維特煩惱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賺錢養家,辦桌結婚了。那個差距,讓我覺得自己好窩囊。
對那些生命的着迷,似乎是我不可擺脫的宿命,可是那些東西在都市一直擴大後,就漸漸減少了。
我好像一直都住在都市邊緣,像住大龍峒,當時是臺北邊緣,現在住八里,又是臺北邊緣。我覺得在都市邊緣,是你去凝視都市很好的角度,所以你不會一下子變成被物質所囿養的寵物,就是覺得還有一種流浪的東西在身上,讓自己自在一點。如果這是作家非分之想的話,我希望島嶼這樣的生命力可以久一點,否則許多的創造力會因此而流失掉。
記:這本書裏,你比較喜歡哪個篇章?
蔣:其實不是篇章,我覺得是人物。我後來再讀,突然覺得好懷念這些人物啊。
另外,譬如書裏面的《少年豐山》,大概是我寫的唯一一個,今天電子業裏的上班族。開着Mini Cooper車,穿着Armani襯衫,拿Prada包包,身上有古龍水香味,那樣雅痞的人物。他那天載了一個搭便車的,只爲了“豐山”這地名就想去流浪的少年揹包族。而他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沒有那個能力了。寫的時候,很憂傷,我覺得好怕自己變成那個樣子。
我忽然發現寫他,大概是寫一個我害怕的遺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