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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書中是否包含了一種自我的提示,或說反省甚至是期待?
蔣:如果我們處在一個富足的狀態裏,你在擔憂什麼呢?這些擔憂是不是現在的都會裏誇大出來的,是一種對於生命的褻瀆?
我希望這時的《少年臺灣》,可以讓大家重新去行走,就是揹着一個揹包就走了,去探索一個新地方,去看看那些完全不同於你生活的人,或者回到記憶裏曾經住過的小小的故鄉、小區。說不定你認識的人還在,與他們交談幾句,我覺得那對自己現在的生活可能會是有趣的平衡。
記:你自己是不是經常揹着一個揹包就出走了嗎?
蔣:其實我不太講旅行或旅遊,我常常用的一個字是“出走”。人在一個環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銳度,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所以需要出走。
我上世紀70年代在歐洲讀書,那時候要寫關於文藝復興的藝術史,老師問我:“你有沒有去過意大利?”我回答說還沒有。他說:“你沒有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前熱淚盈眶,你怎麼敢寫他?”後來我就在意大利跑了一個月。
當時我身上就是一個揹包,兩件襯衫。我曾經睡過火車站,那時候戛納火車站裏有一堆年輕人睡在裏面。他們問我:“你怎麼沒帶報紙?要鋪報紙的。”他們就分給我報紙。早上5點,警察帶了一大桶的咖啡,當、當、當,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請大家喝完咖啡離開,火車站要營運了。
歐洲有種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意大利佛羅倫薩認識一個14歲的蘇格蘭小孩,帶個氈呢帽,打掃廁所一個學期存了點錢,就到歐洲大陸來旅行。錢花完了一點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蘇格蘭風笛賺錢,再繼續下一段的旅行。
我那時候感觸很深,不同的文化背景,年輕人可以這麼不一樣。他們將來長大以後,能擔當的事情也絕對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