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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煥慶生於東麗區某農場,因爲熟悉農民,最終成爲了專寫農民的作家。2001年,他的長篇小說《抽搐》出版,是著名作家陳忠實給作的序。其後,又用了幾年的時間,推出了長篇小說《梗塞》,也廣獲好評。至此,他打算再寫一部長篇小說,使這一系列成爲三部曲。他寫得很慢,也很低調。他說,通常情況下,我的寫作總像蝸牛爬行一樣緩慢,每天能寫出多少字一向羞於啓齒,但我並不急躁,在爬行的過程中基本上也不擡頭觀望,自信只要不停歇,就會離目標越來越近。去年,他的最新長篇小說《再生》終於完成,前不久,作家出版社將他的三部長篇作爲“時代農民命運三部曲”一次推出,在我國抒寫農民的文學作品中,又增添了一個新的多姿多彩的畫卷。
陳忠實在《抽搐》的序言中曾說:“在整個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我多次不禁驚問,是這樣嗎?中國鄉村的現在時是這樣子運行着嗎?這種驚異的自問源於兩個因素,一是我較長時段離開鄉村,早已失去對鄉村生活脈搏的把握,所謂底虛,引發的自然是不自信,被王煥慶所敘述的鄉村裏正發生着的故事震驚了。……其筆下三個家族兩代人之間近乎慘烈的分化與組合,傳導着中國鄉村正在發生着的喧譁與騷動。”對此,王煥慶也說,倘若偉大的社會變革註定要付出代價,悲劇便成了一部分人難以迴避的命運。然而恰是這一幕幕悲劇的發生,才使我們的時代生活在重建精神信仰的歷史期待中得到校正。《抽搐》選擇的是人性和道德的視角,描寫了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十年農村的巨大變化和一部分農民剛剛富裕就“找不着北”的恍惚。《梗塞》則從精神和心理層面入手,寫了1989年到1998年間,隨着改革的深入,莊稼人日漸凸顯的自私、小農意識、家族仇恨等等狹隘心理與他們跟隨時代發展的渴望形成掣肘的矛盾,也寫了老一輩農民的侷限和青年一代與舊觀念決絕的艱難歷程。王煥慶說,在社會轉型中,中國農民若不除去精神枷鎖而只注重脫貧,即便富了也不能與時俱進,最終只能落得一場空歡喜,因而我的第三部小說書名就叫《再生》,這個名字,我是經過反覆斟酌後才定下來的。再生相當於復活,卻又不等同於復活。我們通常把一種失去原有價值的物質回收、翻新之後,使其具備新的價值稱爲再生,比如再生塑料、再生橡膠等。農民失去了土地,將不再是農民,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儘管他們住進了樓房,穿上了西裝,卻並不意味着能立刻脫胎換骨,從內到外一下子變成城裏人。時代造就了這一批社會角色暫時還難以界定的特殊人羣。農民的再生,是一次極痛苦的涅槃,是一個個被碾碎之後重新鍛造出來的本質未改但面貌卻迥然的新生命。中國需要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型,這是社會的進步,也是歷史的必然,而傳統農民退出歷史舞臺,卻又是多麼悲壯、驚心動魄的一幕!
王煥慶本身並非農民,他當過售貨員、產業工人、技校教師、工會幹部,也販過魚,開過酒樓,幹過衛生防疫和報刊編輯,爲何對寫農民情有獨鍾呢?王煥慶說,第一是我熟悉他們的生活,第二是“心底波瀾源於黎民疾苦,筆端風雨起自農桑艱難”。自從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我國農村歷次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寫波瀾壯闊的土地改革,有丁玲、周立波等大師。寫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有柳青、浩然等前輩。寫改革開放時期的農村,很多作家都在努力,其中不乏大手筆。可究竟誰的作品更真實、更深刻,目前還不好說。前一度,文壇一直在談論中國當代作家缺乏想象力。這觀點我贊同。我只是想說,對有的作家而言,缺乏想象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脫離生活。想象力不夠可以用生活來彌補。但生活積累若是貧乏,靠什麼樣的想象力都是無濟於事的。與其絞盡腦汁地去想象、去編造,還不如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用心品出些滋味。我國正處在一場歷史性的社會大變革中,記錄當代農民改變命運的整個過程,是我寫作的唯一目的,也是我不懈的追求。本報記者周凡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