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這本《言說的立場》，是近十年來個人在專業之外所作的文化批評的集結。

　　這個十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深刻的變化。在享受成長與發展的同時，人們也發現了一些隱藏在健康外表下的問題，類似波蘭尼批判過的市場原則對人生活的全面滲透，可說是其中最顯見的一例，它使得當下的中國社會，有了一種“市場社會”特有的粗俗與蠻橫。在或主動或被動地與這種粗蠻相調和的過程中，人們日漸喪失了與宇宙的同體感，既很少關心自己的內心，又漠然於身外正發生着的變化。多所留意的只是一己的世俗肉身，而渾忘與真理合一的永恆之軀。這影響到不同領域，許多精神創造雖頂着文化的名目，實際已盡失精神性的高貴內涵。

　　所以，這也是否定與反思的十年。所有的否定與反思，都是希望經由對理性與精神的提倡，重建人的日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聯繫。畢竟，人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既不能無意義地生存，復不能在他物提供的意義中生存。當然，這種重建相當有難度，因爲天下滔滔，在這個已非馬修·阿諾德所說的“智慧尚且新鮮潔淨的年代”，個人要力挽狂瀾，太困難了。加以今天的文化人，與資本合謀、爲權力說項的在在多有，欲其繼續產生不痛不癢的知識，乃或只關一己痛癢的知識或有可能，但指望其能產生人類整體的未來希望則渺不可尋。這就是這個時候，以這樣的身份，做有良知的知識人所面臨的言說困難。有時候，他驕傲於自己所置身的悠長傳統，那種國有史、地有志、家有譜的淵源有自，然後時時上徵反顧，以念輝煌之舊有，以求其新者日新，而舊亦不死；但更多時候，他又深知，當此地球變平，個人的言說是不可能不顧及全球化的背景的，亦不可能不與當代知識論公義相諧和。譬如，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所說的“愛智者的責任卻首先是求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但要做到這一點何其之難。慘酷而嚴峻的現實一次次提示人，這份執着的堅持，恰似衆人昏昧中的永夜獨醒，常常只表明你眼空心大，不切實際。這，或許就是魯迅要說“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纔將開口，同時覺得空虛”的原因了。

　　我們雖不至於像他老人家那樣，從未得遇迎接他的門，到處只見閉鎖他的高牆，也沒有像他那樣，時時感受到一種浩大而徹骨的寂寞，但當此生活的現實日漸呈現出對精神價值的反叛，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更韌強而持久的反抗，用自己熱忱的言說，去撞擊這堵牆，洞開一扇門？在上個十年出版的文化批評集——《批評的考究》中，我曾說：“看看我們身處的時代，借用尼采的話，大問題俯拾皆是。有借狂疏飾其世故，以騃稚行其老詐的人格敗落；有把心交給慾望，爲生存而廢棄生存的理想迷失。當然，也有知見封錮，識斷柴塞，創新力缺乏的平庸治學，尊砆爲玉、謂腫曰胖的盲目轟擡與越情褒貶。”確實，在這樣一個時代，每一種文類都在沒落，每一個人都無可例外地需要救贖。救贖之道在哪裏？蒙田說得好：“不在信仰，而在懷疑。”基於無知常常孿生盲從，到目前爲止，從文化到文學的廣大領域，人們所描述的事相與事理有多少是淺表的浮影，似真而實僞的誤判，一切都有待作進一步的釐定，一切都仰賴人以清明的理性重新命名。“所以我們懷疑某種公論、成見甚至信仰，拒絕照原樣接受一種事物或知識，並不是說要斷棄這種事物或知識，而只是表明，能夠爲我們接受的，應該不僅僅是那些建立在信仰之上的東西。”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覺得可悲，這樣的感嘆，我今天仍有。只是隨年齡漸長，心情轉淡，它們日漸脫去了憤激的表情，更多了一份深徹的悲憫。或許這樣的變化，才真的與一個時代的奔放激情被收斂迴心靈深處的潛思默想相吻合。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繼續究問這個時代吧。

　　用莎翁在傳奇劇《辛白林》中說的話，誰讓“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