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在小說《牛》裏所寫的那個因爲話多被村裏人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慾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的說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儘管有我父母親諄諄教導,但我並沒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輟學之後,我混跡於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裏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行進着的牛車上,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族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是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蔔》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爲《透明的紅蘿蔔》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徵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儘管在後來的小說中,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羣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着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作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可能是因爲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爲深刻的瞭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麼,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並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裏。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裏,更是如此。
(莫言演講的部分內容,本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