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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究薩特小說的學者,則就此分析道:
中篇小說《一個企業主的童年》涉及重大的哲學命題:人是什麼?來到世上乾什麼?呂西安作為企業主的繼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為他安排妥當。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誰,該怎樣生活,怎樣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年幼時,按照家人給“乖孩子”制定的行為規范而行動,讓他感到與演戲沒什麼差別。進入少年時期,他開始探索自我:我是誰?……經過長期努力,他擺脫了戀母情結、同性誘惑、膽怯怕事等,但始終無法為自己界定。他覺得真正的呂西安並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徬徨無主的行屍走肉。“我是什麼呢?”勒莫爾當的評語也不合適。他說,呂西安到頭來變得像“一塊明膠狀透明物”。(沈志明:《薩特文集·小說卷導言》)
更不要說,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和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原本都是志不在當這種“頭頭”的,他們一個當過飛行員,一個當過牙醫,其實也都活得好好的。然而,終於都為了自己家族的使命,而勉為其難地背負起政治的責任,到頭來作為短命的或不成功的政治家,上演了令人噓唏的悲劇。
其三,相對而言,主要是向後代傳授了文化素質,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雖然也要吃些苦頭,但相比起來,卻絕沒有前者那麼危險。比如:著名的紹興周家、無錫錢家、義寧陳家,都主要是傳遞了這種家風。由此,在過去的歷史中,就有了許多家學淵源的學者,他們在精神上相對富有,由此他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著更令人羡慕的起點。
在“文革”浩劫之餘,我本人什麼遺產都沒有得到過,只承接了父母的文化或個性傾向,可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社會開始允許向上流動,自己卻並未因為這一點,而感到過多大的窘迫與限制。正因此,我纔會在父母的碑文上,寫下“先考纔高,先妣德馨,鑄我風骨,永錫祚胤”的字句。由此就更想起,林則徐當年的書房裡,還曾掛著這麼一副對聯:“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說得多好啊!
其四,同時鋪墊出精神和物質基礎,讓後代在一個較為均衡的平臺上,進行較為從容和寬廣的發展。這個選項相對而言,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數家長的願望,盡管即使做到了這些,也可能產生新的苦惱——特別是,一旦被上代看好的、視作家族使命的個人前景,並不為下代所認同的時候,那麼過多的家業,或過於輝煌的家學淵源,反而會被視作負擔或累贅。
只有在懮患意識起作用時,一個家族纔有可能談得上繼續傳承
坦白而言,即使把上述兩種條件,全都努力地往下傳遞,也不會有永續的家業,那只是人們的善良願望罷了。凡有成者必然有毀,就像個體的生命總會終結一樣,任何家族的歷史,也總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偶然性,來打斷其本身一廂情願的、希望無窮延伸的進程。
曾國藩說過,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然而即使是十代八代,也仍屬歷史中的一個瞬間。
正是因為這樣,在古今中外的作家筆下,從曹雪芹的《紅樓夢》,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講的都是諸如此類的慘烈故事。也正是出於這種悲劇的意識,那些數不清的紅螞蟻們,纔會從馬爾克斯的筆下,傳來對於人類文明的一刻不停的剝蝕與吞噬聲……
唯其如此,以往的孔府纔曾獨享過這樣的珍貴驕傲:任何帝王家——無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只能傳承一個王朝,而不會享有永續的江山,唯獨出了聖人的孔門,纔堪稱“萬世一系”。只可惜,後來在西方的強烈碰撞下,竟然連孔門也被毀棄了。當然,看看最近來自民間的“國學熱”,就會知道對於孔子的尊敬,仍然會不斷地延續下去;倒是當年嚷嚷著要“批林批孔”的家族,其威望與名聲反而岌岌可危,往往淪為公眾的笑柄。
無論如何,只有在上述懮患意識還起作用時,一個家族纔有可能談得上繼續傳承。所以,孟子講的“生於懮患,而死於安樂”,那絕對是至理名言——對於一個個人是這樣,對於一個家族是這樣,對於一個國家也是這樣,甚至對於全體人類,也同樣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