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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1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就曾對他的中國聽眾說過:
中國人的愛家心是強烈的,愛國心卻是淡薄的。所以,政治社會方都陷於沈痼的狀態之中。我以為中國最緊急地需要的,是自動的愛國心之發展,發展於受過教育而且足為人民表率者中,尤為緊要。……假如你們欲保持你們的獨立,必須把那對於家族的愛忱,移到國家上面去。家族的團體太狹,不足以適應現代的需要。一個種族,若只圖扶助家族,像中國人扶助得那般熱烈,那麼,就不能發達對於公共事業上的忠誠和熱心。近代的國民,不能發達這種忠誠和熱心,是難望興旺的。(姜繼為編:《哲學盛宴:羅素在華十大講演》)
無論你自己的家庭怎麼重要,它的內涵也不能無限地膨脹
由此而辯證地看,“家族傳承”這樣一個念頭,既可以是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也可以是全無責任感的,既可以是純屬自私的行為,也可以是出於公心的活動。也就是說,人們完全有可能在謹慎的平衡與制約之下,在一個合理的限度之內,像小心翼翼地維護其他必要的社會單位如社群、民族一樣,去充滿愛心地來呵護作為基本社會單位的家庭。
此中關鍵就在於,一定要讓家庭這個社會單位,跟其他的社會單位,保持一種良性的互動、平衡和比例,從而既保證自己家庭的和諧,又保證整個社會的和諧。在這個意義上,就可以跟著再發揮一句:其實“家族傳承”這樣的想法,既可以是很有文化意蘊的,也可以是毫無文化可言的。
而社會所希望達到的“和諧”,也絕不是建立在噤口不言上,而是要建立在社會成員的誠心“互饋”上。我們的先人早就看到了這些,因為那幾乎可以算是一種社會“本能”: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人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窕,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
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逾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孔子家語》)
必須記得,盡管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可它又是最微小的社會單位。正因為這樣,無論你自己的家庭怎麼重要,它的內涵也不能無限地膨脹。如果某個家庭蓋過了社群,就使得社群裡的其他姓氏,乃至出了五服的本姓後裔,都成為事實上的“家奴”;進一步說,如果某個家庭蓋過了國家,則國家就淪為“家天下”,就成了專制主義的代名詞。
更進一步說,我們就此所付出的心力,還不光要維持人際之間的和諧,包括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還要讓我們的家庭,去協同其他的社會細胞,一起維持它們跟自然之間的和諧——而這就要涉及晚近興起的動物倫理和生態倫理了!也就是說,即使在家庭這個最小的社會單位,也必須具備“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道心,也必須培育“廓然大公”的德性。
唯其如此,對於家族文化的重新與重建,纔是符合時代潮流的,纔談得上是從社會細胞的水平上,最終恢復和強化固有的文明肌體,從而讓我們的社會,重新步入良性和永續的發展軌道。
最後,還想再來發揮這樣的暢想:作為傳統文化的有機部分,一旦中國獨特的家庭文化,能夠創造性地重建與發揮,那麼就存在這樣的可能:它無論作為生活單位,還是作為生產單位,無論是作為血緣關系,還是作為協作企業,都有可能在現代性的激發下,煥發出新的制度靈活性,從而創造出迥然不同於當今華爾街的中國企業文化。也就是說,它也許會不再鼓勵短期行為,從而更加注重長線投資和珍惜寶貴資源,它也許會不再產生純粹的食利者階層,從而號召共同操勞、堅守和承當,從而真正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之路來。
果然能做到這些,則我們將要進行的家庭文化研究,便無論怎麼去高度評價,也都並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