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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時候,家裏是祖孫三代,兄弟姐妹又多,沒有個“怕頭”是不行的。我們家的“怕頭”,是我父親。我弟弟鬧得再厲害,一聽見父親的咳嗽聲,立刻噤聲,躲得遠遠的。有一回,他正在家裏鬧——忘了是因爲什麼了,賴在地上打滾,怎麼哄都不起來。我母親讓鬧得實在沒有辦法了,就突然大喊一聲:老頭子來了!我弟弟一聽,馬上從地上爬起來,伸了頭往門外看,哪裏有父親的身影?這一下更不得了了,追着我母親滿世界地跑,最後,把她逼進了女廁所裏。
“我看你還出來不出來!”他掐着腰,堵在門口喊,我母親嚇得縮在裏面,不敢應一聲,上廁所的人都笑。
他那會兒,也就六七歲吧,正是狗都嫌的年紀。也怪了,家裏那麼多人,他誰都不磨,就磨我母親,因爲她最慣他。老話說“爺孃頭上一把火,向誰誰個左”,這裏的“左”是彆扭的意思,是說爺孃偏向哪個兒女,哪個兒女沒出息,或是爺孃一世的冤家對頭。
“文革”起,天下亂,父親去了新馬橋五七幹校,我姐姐雖說比我大了近十歲,卻遠在北京的大學裏鬧革命,家裏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一切由我說了算。我以二姐的身份在家裏當家時,也就十一二歲的年紀。我弟弟妹妹都怕我——怕我打,我在家裏,有名的脾氣不好。我們是同父異母,我最大的妹妹比我小四歲,最小的弟弟比我小九歲,權威或專制是很容易建立起來的。
過年了,我領着妹妹炸焦葉子——是一種摻了芝麻的油炸麪食,“文革”期間,它是我們家庭過年的主要標誌。和麪的時候,一盆面裏放鹽,一盆面裏不放鹽,如果有糖精,放點在裏面,那是再好不過了。現在都認爲,糖精是一種對人體有害的甜味劑,那時候可不一樣,那時候的糖精,可是稀罕東西了。我奶奶的密傳做法:炸東西的時候,不能說話,一說話油就“跑”了。油是多金貴的東西?能平白無故就讓它“跑”了嗎?我就將弟弟們關在門外,嚴禁他們說話。先都忍着,後來忍不住了,就扒了門縫看,嘰嘰喳喳。我妹妹說二姐二姐,你快看啊,油都“跑”完了!我扔下擀杖,就解圍裙——解圍裙是爲了跑得快好攆上他們。弟弟們一看要捱打,“嗷”的一聲,跑得無影無蹤了。
我母親站在邊上看——笑,說:惹你二姐生氣了吧?
到我結婚時,已是1980年,差不多全中國的家庭,都成了三口之家。而這樣的家庭,要想建立權威,就很困難了。曾經流傳過這樣一則笑話:有一家子——當然也是三口之家,兒子捱了打,捱打的兒子邊哭邊跑,一邊說你敢打我?我告訴我媽媽!由此可知,打他的是他爸爸。這可以演繹成現代家庭的一個公式:兒子怕父親,父親怕母親,母親怕兒子,一家三口,轉着圈地怕。如果這故事中的兒子換成女兒,如吾家情形,則格局小變而情勢大變,變成父親怕女兒,女兒怕母親,母親呢,誰也不怕。照理說母親應該去怕父親啊,但是當今中國,還有誰會去怕老公嗎?笑話!
雖然我在家中,處在誰也不怕的地位,並且還有人小小地懼怕於我,我仍然覺得沒有意思,再也找不回我在孃家時,那種一呼衆應、令出即行的感覺了。我丈夫甚至拉攏我女兒,企圖以自己爲中心,孤立我。
這很讓我生氣,也引起我的警惕。我於是頻頻回顧自己在孃家的地位,向他們描繪那種威風八面的場景。我說知道嗎毛姍,你舅舅從來都是站着和媽媽說話。這我一點也不吹牛,我妹妹大三那年,在上海實習,正好我在杭州大學進修,她就到杭州去看我。一進我宿舍的門,她就給我倒開水——剛巧我杯子裏沒水了。同宿舍的人好奇怪,說你妹妹怎麼一下火車,就給你倒水啊?不是應該你照顧她嗎?我妹妹笑着說慣了,在家裏,都是我給二姐倒。
我丈夫嗤之以鼻,說這也值得誇耀?到後來連我女兒也要和我討論什麼兒童權益,以抗議我的精神訛詐。我知道這是她爸爸在背後搗鬼,更加氣憤,索性一巴掌摑過去,讓她不敢說話。
我愛人說,潘小平啊潘小平,平等、和平與發展,是跨世紀的主題,你知道不知道!我愛人大愚小智,常要耍點這樣的小聰明。我也懶得駁他,反正現在形勢也就是這麼個形勢了,哪還談得上正常的家庭秩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