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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邵寧潘高峯四色垃圾箱、廚餘垃圾專用桶、垃圾分類指導志願者……連續兩年,市政府把垃圾分類作爲實事項目,上海的試點小區從100個增加到2130個小區。但是,從整個上海來看,這條路還很漫長。甚至在一些試點小區,開頭搞得轟轟烈烈,時間一長也不盡如人意。
不加快垃圾分類,就無法走出“垃圾圍城”。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就此問題提出看法和建議。垃圾分類爲何難以堅持、推動不了?要真正做到垃圾分類和減量,必須找到科學的利益機制,這需要社會各界貢獻智慧,出謀劃策。
意識有了習慣還未養成
市政協委員袁雯說,“垃圾圍城”現象困擾着全國2/3以上的大中城市。儘管人均生活垃圾減量目標寫入上海“十二五”規劃,垃圾處理量減少率和無害化處理率作爲約束性指標寫入城市規劃指標體系,但上海垃圾處置能力仍滯後於城市發展步伐,主要問題包括——
(下轉A7版) (上接第1版)
-分類回收網絡覆蓋率不高,覆蓋人口不足400萬,不足全市20%;
-資源回收能力不強,目前上海生活垃圾資源化回收率不足20%;垃圾處置方式仍以填埋爲主。
2010年上海世博會,本報報道了臺北案例館的垃圾分類,垃圾減量的經驗。2011年,上海推出“百萬家庭低碳行,垃圾分類要先行”活動。
但是,在許多小區的垃圾箱裏,紙盒、塑料瓶、舊衣服和果皮、剩飯、魚骨頭混在一起的情況仍比比皆是。來自基層的市人大代表吳美娟認爲,現在市民垃圾分類的意識有了,但習慣還沒有養成。她在居民區進行過調查,大家都說“知道的,分得多有‘小蘋果’,還可以領到香皂”,但是,真正自覺行動的不多。而且,垃圾分類目前沒有法規來約束,有人說:我不分又怎麼樣?即便今後垃圾收費,他們說:我不出錢又怎麼樣?
市人大代表吳敏調查發現,垃圾分類在推進中存在一系列問題:部分居民特別是外來租住人員垃圾分類意識較差,對志願者的勸導不予理睬,仍然依照自己原來的生活習慣投放垃圾,這對進一步提高居民的參與率帶來難度;志願者工作強度高,隊伍穩定性不夠;用於生活垃圾分類的資金不足,分給每戶居民的垃圾袋、垃圾分類疏導員和工作人員津貼,都是不小的經費開支。
利益引導促進垃圾分類
要真正做到垃圾分類和減量,必須全民參與。全民行爲一定是利益行爲。比如臺北的垃圾分類是通過高價塑料垃圾袋的機制,這種生活垃圾的塑料袋,價格奇高。只有用這種垃圾袋裝的垃圾,垃圾車才收,居民爲了節省買垃圾袋的錢,就不會無限制地產生生活垃圾,這樣多年下來,逐步形成習慣。
袁雯委員建議政府借鑑這種經驗,醞釀出臺《上海市垃圾費隨袋徵收辦法》。但是,在上海這樣做行得通嗎?且不要說高價市民能不能接受,專用垃圾袋一推出,各種假冒的塑料袋可能就會出現了。還有,如果有的居民不用專用垃圾袋,用普通的垃圾袋裝了,扔在小區裏,環衛部門收不收?袁雯表示,針對這種情況,需要加強監管體系建設,對違規丟棄垃圾、偷扔垃圾的行爲嚴厲懲處,並記入誠信檔案;同時建立環保綠色信譽賬戶,激勵守法和舉報行爲。
袁雯委員還提出,要逐步完善利益引導機制。目前上海舊燈管、舊家電、舊衣服類回收企業都“吃不飽”,而每年近1500噸廢燈管被隨意丟棄。缺乏利益引導機制是導致此類現象的主要原因。建議構建有償回收和付費回收相結合的利益引導機制,對可回收固體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有償回收,對廚餘垃圾和室內幹垃圾進行付費回收。
吳美娟代表也提出,要健全廢舊物品回收網絡。在一些工薪階層和老年人集中的社區,居民將玻璃、塑料瓶、廢紙等都作爲廢品賣掉,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筆小小的收入。如果回收網絡健全了,這些“幹垃圾”能夠很方便地回收,垃圾自然就大大減少了。
垃圾分類和減量事關每個市民的生活環境,事關我們這座城市的未來。今後五年,上海在這方面要加大力度。我們期待着全社會的參加,尋找可操作的辦法;我們期待着法規的制定和健全,使每一包垃圾“扔”得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