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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績考量
不少基層幹部和專家認爲,在經濟發展總體滯後的貧困地區,扶持農業龍頭企業、農業大戶,發揮扶貧資金的槓桿作用,帶動更多農民致富,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但由於一些部門和政府官員的政績考量,這一做法也極易演化爲單純的“壘大戶”。
扶貧領域的專家指出,很多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在扶貧資金投入後,都想盡快見到“扶貧效果”,他們認爲幫扶貧困農戶效率不高,而扶持部分種植養殖大戶或龍頭企業則可以明顯壯大當地農業經濟規模,“扶貧效果”明顯。
湖南省古丈縣斷龍山鄉黨委書記向攻勁說:“一些行業部門在貧困地區開展的扶貧項目只願做‘錦上添花’的事,不願做‘雪中送炭’的事。貧困地區老百姓最需要的是能解決燃眉之急的項目,而行業扶貧往往做不到,或者不去做。”
基層羣衆對此也有認識。在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部分村民反映,一些基層幹部和扶貧部門更願意選擇強者進行扶貧,因爲這樣更容易出成績,更容易獲得上級重視。“造富造典型比接濟窮人更容易出名。”一位村民說。
據記者觀察,由於對短期政績的追求,一些貧困地區的扶貧資金在投向上表現出明顯的特徵:傾向於投入規模大的項目,而不是可以由貧困農民實施的小型項目;傾向於投入資金技術密集型的項目,而不是可以由素質不高的貧困農民勝任的項目。
專家直言,這種傾向實際是扶貧政策目標的一種偏離,它忽視甚至是漏掉了亟待幫扶的貧困戶,這樣即使利用扶貧資金創造出了就業機會,貧困農戶也很可能無法從中獲益。
不過,基層幹部們也有苦衷。一些鄉鎮領導坦言,上級每年都要考覈扶貧工作,完不成要扣分。貧困程度深的農戶,往往居住偏遠,交通不便,產業發展條件薄弱,即便花了錢也很難迅速脫貧,而扶貧資金投入後若不能很快產生效果,會影響考覈。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湖南省發改委一位從事扶貧相關工作的官員向記者抱怨,現在國家扶貧政策好,對基層扶持力度很大,但一些地方準備的項目很不實在。各地都想多上項目,而對於項目究竟能對扶貧發揮多大作用卻說不清楚。
記者採訪瞭解到,在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基層幹部以不真實的項目申請扶貧資金的情況,比如將早已荒廢的果園列爲扶貧項目,以此向上索要扶貧資金,而下撥的扶貧款卻進入了幹部個人的腰包。
在一些貧困縣,記者看到,許多貧困戶還是一家幾口人擠在泥磚房子裏,而大量扶貧資金卻在支持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用來發展產業,用來補助建房,甚至專門流向和鄉鎮幹部、村幹部關係好的人家,致使部分地區出現兩極分化加重的現象。
雲南省彝良縣、鎮雄縣地處烏蒙山區,雖然已是冬天,由於貧困,一些羣衆還住在透風、漏雨的茅草房裏,蓋着一牀破舊的棉被,只用一個火爐抵抗寒冬。
一名鄉鎮幹部介紹,當地近年來通過茅草房改造、抗震民居加固工程等項目,解決了1000多戶困難羣衆的住房問題,但仍有數百戶羣衆居住在茅草房中。
“按照現在的物價,建造磚混結構房屋,每平方米最低要700元,六七十平方米就要四五萬元。”這名鄉幹部說,剩餘的羣衆非常貧窮,即便每戶補助資金加起來有兩萬多元,他們也根本沒能力拿出剩下的兩三萬塊錢,只好不參與改造項目,繼續住在破舊的茅草房裏。
江華縣一位姓盤的村民也說,前些年扶貧工作隊扶持的村集體經濟產業,比如果園等,一般都被富裕的農民承包,貧困戶根本沒辦法入圍。在這樣的情況下,產業扶貧政策對貧困家庭的幫助並不大,只能造成富的更富,窮的更窮。
全面小康亟待精準扶貧
“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採訪中,基層幹部羣衆認爲,扶貧已進入啃“硬骨頭”的新階段,必須要有迎難而上的思想準備和實際行動,才能取得扶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
瞄準深度貧困
目前極端貧困人口多散佈在自然條件惡劣的區域。寧夏彭陽縣幹部告訴記者,當地最貧困的鄉鎮分佈在偏遠山溝裏,環境惡劣,嚴重缺水。鄉政府和村莊全建在山上,鄉幹部到最近的村莊都要走三四個小時。
這種自然條件加大了扶貧的難度。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區委書記吳萬俊說:“因爲山大溝深,戶與戶相距較遠,通水通電等基礎設施投入特別大,幫扶成本很高。”
雲南普洱市扶貧辦副主任高萬清也告訴記者:“偏遠山區的扶貧成本在逐步加大。一噸水泥在普洱市區只要300元左右,但拉到瀾滄縣鄉下要700元。而且隨着物價上漲,扶貧成本還在不斷增加。”
“對於這樣的深度貧困地區,應該提高‘整村推進’扶貧的資金標準。”高萬清說,目前一個村民小組15萬元的投入,相當於給基層出難題,需要辦的事情太多,因爲缺錢,都只能搞成半截子工程,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基層幹部認爲,對於特別貧困的地區,在扶貧中應予以資金和項目上的傾斜,全面提升其基礎設施和發展條件;同時加快發展社會事業,防止民生短腿影響致富。
“攢下點錢全花在娃兒上學和娶媳婦送彩禮上,要是有個生病的,一家人都跟着受苦,哪還有錢發展生產?”甘肅張掖市甘州區安陽鄉郎家城村村支書劉德華告訴記者,全村因學返貧的困難戶就有14戶。
記者在一些貧困村採訪時也發現,有存款的人家並不多,而當地鄉鎮卻連像樣的中學和醫院都沒有,羣衆上學和看病成本很高。當地幹部羣衆呼籲,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之外,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建設也不容忽視。
強化產業扶貧的帶動力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貧辦主任宛慶豐認爲,儘管當前產業扶貧中存在一定問題,但還須堅持。“扶貧切忌‘撒胡椒麪’的方式,還是要通過扶持大戶,帶動小戶,這樣才能最大化發揮扶貧資金的效益。”宛慶豐說。
基層幹部羣衆認爲,扶貧政策向農業龍頭企業、農業大戶適度傾斜可以,但同時要加強監管,細化企業和大戶的扶貧責任。
專家建議,獲得扶持的企業和大戶,必須積極吸納貧困戶就業,並對貧困戶進行資金、技術、市場、信息方面的幫扶和指導;政府應對其扶貧責任進行後續考察,履行扶貧責任好的,繼續加大力度進行扶持,責任履行不到位的,限期進行整改,或取消扶持資格。
同時記者在採訪中也感到,要使產業扶貧見成效,貧困農民的素質也亟待提高。
在雲南瀾滄縣一個剛完成整村推進項目的村民小組,乾淨整潔的新房讓村子煥然一新。但政府扶持的核桃等產業脫貧項目,除了在村民家門口種植的成活較好以外,山地上的核桃和草果成活率都不高。
“平時懶得上山去管,也不太會管,家門口的核桃樹就近管理下就好了。”一個村民說。當地扶貧幹部告訴記者,作爲雲南山區較易種植的經濟林木,核桃並不難栽培,只是貧困羣衆的自我發展能力差,意識也相對落後,需因地制宜加大科技、文化的培訓力度。
寧夏固原市委副書記王文宇說:“現在農民培訓沒少花錢,農牧、扶貧、教育、就業……各個部門多頭培訓,但培訓效果並不理想,建議整合資金,大力開展訂單、定崗、定向等有針對性的培訓,使其具備企業所需的勞動技能。”
發揮合作組織、民間組織的作用
“從長遠來看,我國扶貧的理想模式是政府提供扶貧資金,而資金的傳遞和管理應該主要由農民自己的合作組織和專業性的民間機構來負責。這也是世界上很多國家成功扶貧開發所採用的模式。”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說。
現實中,農民合作社已經在扶貧中發揮作用。湖南辰溪縣蘇木溪鄉金銀花種植大戶舒大社告訴記者,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們組織了合作社,儘管不能納入所有的貧困戶,但還是盡力將一些貧困戶帶上了致富的道路。
“一些貧困戶沒有資金,可以通過勞力入股合作。”舒大社說,合作社成員一起,推進山地流轉,統一土肥管理,擴大銷售渠道,到河南、安徽等地開拓市場,還與大型藥材加工企業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以後的銷售都不用愁了。
基層幹部認爲,通過合作社把貧困農民組織起來,不僅提升了農民的發展能力,也使政府的產業扶貧項目效果更明顯。
“比如政府把扶貧資金投向了一家農業企業,要求企業跟合作社打交道,簽訂穩定的供銷合同,採用最低收購價、利潤返還等方式與農民建立收益分享機制,並通過合作社爲農戶提供生產資料、技術服務等,這就容易帶動貧困戶就業增收。”一位扶貧幹部說。
同時專家認爲,除了農民合作組織之外,民間專業扶貧機構也應更多地參與扶貧,這有助於克服行政主導下扶貧的政績衝動,提高扶貧資金使用的效率和精準度。
“政府應鼓勵和培養專業化的民間扶貧機構,使它們成爲由政府資助的扶貧項目的操作者。扶貧部門則根據民間組織的業績和信譽提供資金支持,並依據公開和透明的原則進行監管。”汪三貴說,加強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合作是緩解貧困的有效途徑。(記者李鬆周楠吉哲鵬連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