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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驅車3個半小時,我們就遠離了都市繁華,進入河北省阜平縣境內,看見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近來,這裏因爲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踏雪考察而備受矚目。而習近平關注的,正是這裏的貧困問題。
習近平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鉅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而就在差不多的時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也考察了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特殊困難地區。
高層領導的行動,引領我們把目光又一次投向貧困地區。確實,在繁華喧囂的城市生活中,在高歌猛進的前進路上,有時我們會忘了中國之大,中國情況之複雜,忘記了還有一些父老鄉親苦苦掙扎在貧困線上。
關注貧困,體恤貧困,探索路徑和方法消除和擺脫貧困,這是中央領導2012年底訪貧所傳遞給全社會的重要信息。
在國家層面,《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已經印發,去年以來,又先後啓動實施了秦巴山片區、滇桂黔石漠化片區、六盤山片區、滇西邊境片區等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規劃,新一輪扶貧開發攻堅戰正式打響。
這注定不是一場容易的戰役。在多年扶貧之後,可以說剩下的全是“硬骨頭”。要啃下這些硬骨頭,我們必須直面種種現實難題,具有迎難而上的勇氣和智慧。
本期專題我們關注扶貧中的“扶強難扶弱”現象。這一現象給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有限的扶貧資源究竟應投向哪裏?“造血式”扶貧能不能完全替代“輸血式”扶貧?扶持龍頭企業、農業大戶帶動致富,效果如何評估和保障?小戶和弱戶能不能扶起來,他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服務?這些問題應該引起人們反思,並在實踐中加以探索和解答。
“越貧困越享受不起政府補助”
——扶貧陷“扶強難扶弱”怪圈
雲南瀾滄縣拉巴鄉芒東村紅毛樹村民小組距離鄉政府駐地44公里,全村共有52戶161人。前往紅毛樹村民小組的土路不足2米寬,記者乘坐的車輛一路擦着路邊的樹木駛過,極爲顛簸。
經過多年扶持,紅毛樹村民小組已經通電,“村村通”衛星信號覆蓋,但全村仍有51戶村民住着簡易木板房或竹片房。
記者在村裏看到,有的村民住的房屋四處漏風,用泥巴糊着臉盆大的窟窿。爲了防止屋頂上的茅草被風吹走,村民用石棉瓦壓住。但由於缺錢更換,10多年前的這批石棉瓦也已經破損不堪。
36歲的村民溫得福以養豬、挖菌子、種地爲生,家裏4口人,一年的現金收入有4000來元,其中近一半是種糧補貼。“家裏的存款只有4000多元,就是政府給我兩萬元補貼蓋房子,我也拿不出剩下的錢,貸款也怕還不起。”溫得福說。
記者瞭解到,雖然當地政府對貧困戶建房給予補貼,但是越貧困的地區、越貧困的農戶越難享受,比如紅毛樹村民小組那些與溫得福情況相似的村民,這就使得這一補助性扶貧政策陷入了“扶強難扶弱”的怪圈。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
在重慶武陵山區、三峽庫區,爲推動鄉村旅遊發展,帶動貧困戶致富,扶貧部門專門給發展鄉村旅遊的農戶配套1.5萬元至3萬元不等的補貼資金。然而鄉村旅遊投入大,貧困戶大多和這項扶貧政策“沾不上邊”。
石柱縣冷水鎮八龍村毗鄰黃水國家森林公園,交通方便,距離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只有2公里遠,發展鄉村旅遊條件得天獨厚。不過村裏許多貧困農民向記者反映,雖然有政府補助,但真正能吃上“旅遊飯”的,還是家底厚實的農戶。
該村一些村民給記者算了筆賬,建鄉村旅遊點,政府至多能補貼兩三萬元,但這還差得遠,包括接待住宿能力提升、室內裝修、周邊環境打造、院壩硬化等,農民至少還要自籌10多萬元,投入不少。
八龍村村民沈學斌家裏因妻子患重病,已經欠下不少債務,是典型的因病致貧貧困戶。現在一家四口的生活全靠沈學斌一人打零工維持,大兒子上學每月200多塊錢的生活費,對於沈學斌來說也是很重的負擔。
“搞鄉村旅遊?這個可想都不敢想。”沈學斌帶着記者走進自家破舊髒亂的二層小樓,他說首先自己出不起本錢,其次自家房屋破得很,即使花了大錢,也不一定能裝修出個樣子來。
八龍村一些貧困戶告訴記者,能搞得起鄉村旅遊的,都是有一定家底的,窮人哪幹得起這買賣?“村裏的扶貧補貼其實都補給了相對富裕的人,越貧困越享受不起政府補助,還是沒有扶起來。”
在產業扶貧方面,一些地方也存在着扶大戶的現象。在湖南省大山深處的辰溪縣蘇木溪鄉,漫山遍野種滿了金銀花。幫助農民種植金銀花發家致富,是當地產業扶貧工作的主要內容。不過有村民反映,獲得扶持的,一般都是村裏的富裕戶。
當地農民舒孝剛告訴記者,種植金銀花需要承包大片山地,請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照料,此外買種苗、栽培管理等等都需要大量資金,普通農戶沒有這樣的經濟實力,所以產業扶貧資金大多用於支持種植大戶。
舒孝剛並沒有對這種安排表示不滿。他說,以前自己在外面打工,錢掙不了多少,還與家人分離,現在回村裏一邊給金銀花種植大戶幹活,每天拿80元工資,一邊自己小規模地種點金銀花,收入比較穩定,也方便照顧家人,感覺挺好。
不過也有不少農戶認爲,這樣分配扶貧資金不夠公平,也沒有體現幫扶貧困的特點,致使許多貧困戶的生存狀況近年來沒有大的改善。
在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一位姓盤的村民告訴記者,當地通過發展柑橘種植扶貧,但國家的低息貸款、免費苗木基本都被一些在廣東打工多年、具有不錯經濟條件的人享受了,因爲對銀行來說,他們更具有還款能力,對扶貧部門來說,他們能讓扶貧工作早出成果。
“這樣的做法不是要真正幫助那些貧困的人致富,而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盤’,村裏邊很多人都有看法。”這位村民說。
江華縣的做法有一定的普遍性。記者採訪中發現,扶貧信貸資金投給大戶甚至農業企業的不在少數。
重慶三峽庫區某縣官員給記者提供的信貸扶貧資金項目立項審批表顯示,該縣實施的10多個項目,貸款對象都是農業企業,扶持項目主要爲生豬屠宰深加工、食用菌規模生產、蔬菜加工、種植基地建設等,和貧困戶沒有直接聯繫。
當地官員告訴記者,雖然在一些貼息貸款項目中,政府也要求帶動一定數量的貧困農戶,要求部分種植養殖基地僱用貧困農戶務工,但這些企業項目是否真正帶動、帶動了多少貧困農戶,實際難以準確掌握。
“一些利用扶貧貼息貸款發展起來的工業、農業項目與農戶的聯繫並不緊密,缺乏帶動千家萬戶脫貧的機制保障。”一位基層幹部直言。
更有甚者,重慶有的區縣在扶貧項目審計中發現,部分扶貧貼息貸款並沒有真正被用到對口項目上,而是被業主挪用放貸或投資房地產,根本沒有帶動當地農業產業發展,更別說幫助貧困農民脫貧致富了。好在這些違規違法行爲在審計調查中已被查出並及時制止。
“扶貧異化”折射扶貧之艱
扶貧,顧名思義,越貧困的越應該扶持,如今一些地方卻出現“扶強難扶弱”的異化現象,讓一些貧困羣衆深感不滿,也讓關心貧困的人士深爲擔憂。記者採訪瞭解到,“扶貧異化”背後的原因並不單純,它更多地折射出新階段扶貧工作的複雜性和艱鉅性。
“扶貧不如扶富”
對於“扶強難扶弱”,不少基層幹部其實有自己的看法。甘肅玉門市柳湖鄉黨委書記李金明甚至直言:“扶貧不如扶富。”“扶富是扶持貧困村中有思想、有致富能力的農戶”,李金明說,通過他們的輻射作用,帶動村民脫貧致富,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柳湖鄉是玉門市的一個移民鄉,1390戶人家幾乎都由岷縣遷移而來,是玉門市比較貧窮的一個鄉鎮,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2000元出頭。
楊生平是該鄉最早發展日光溫室的農戶。在政府的支持下,他目前已建起3個大棚。楊生平說,3個大棚年收入5萬元沒問題。據瞭解,在楊生平等人的帶動下,柳湖鄉設施農業發展很快,如今建成的日光溫室已經達到了40座,拱棚面積超過50畝。
李金明說,扶貧應該扶產業,但並不是所有困難羣衆都適合發展產業,一定要有能人來做,樹立樣板,所以要首先扶持像楊生平這樣的人,通過他們的示範作用,言傳身教,刺激和帶動身邊的羣衆。
甘肅張掖市扶貧辦副主任校德陽從扶貧資金使用效益的角度出發,也有同樣的看法。校德陽是一位從事扶貧工作20餘年的“老扶貧”,他告訴記者,現在張掖每年的扶貧資金爲800萬元至1000萬元,而全市農民年收入低於2300元的貧困人口有27.8萬。
“這麼多貧困人口,這些資金確實辦不了多少事。”校德陽說,這就不能“撒胡椒麪”,要重點扶持那些有帶動作用的能人和企業。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縣扶貧辦主任張賢義也認爲,長期以來受制於小農思想,不少農民安分守己,闖勁不足,如果單純依靠“撒胡椒麪”的方式扶貧,看似公平,其實是不負責任。
記者瞭解到,在湘西州以前的扶貧工作中,基層爲了讓老百姓沒意見,乾脆把扶貧資金平均分掉,農民拿到錢後,基本上用來補貼家用,甚至大吃大喝,很快就用掉了,對發家致富所起的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