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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一名“非典”患者在大年三十出院 羊城晚報記者 陳秋明 攝 |
“非典”患者郭先生患上嚴重後遺症,十年來看病花費超過80萬元,已傾家蕩產 羊城晚報記者 蔡弘 攝 |
無可否認,經過“非典”歷練,各地成立了專家組,成立了應急委員會,相關醫療設備和診療環境也都煥然一新。後來應對“甲流”時,明顯從容多了。“但在更深層次上,社會還有需要總結的東西。”廣中醫一附院副院長朱敏不無遺憾地說,至今無一份官方的調查報告,到底如何評價“非典”期間的治療,到底有多少人存在“非典”後遺症等,都無確切的說法。
十年,隨着“非典”的遠去,“非典”患者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呼吸內科主任趙子文說,經歷過“非典”的生死考驗,醫護人員並沒有期望得到什麼獎勵,“當時醫院把盒飯標準從5元提高到10元,大家就非常高興了”。他回憶,後來隨着“抗非”工作的推進,廣東仿照北京的補貼標準,給一些做出突出貢獻的醫務工作者以一次性獎金,“我是一等功,有4萬元。普通的醫務工作者按照兩個月、每天一百元來補。”後來“非典功臣”們也並沒有享受什麼特殊待遇。
“非典過後,政府就不大關心我們這些人了。”趙子文說,包括那些得了後遺症的醫生護士。“‘非典’之後隨訪後遺症患者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在做。”趙子文透露,他救治的幾百例病人中,在“非典”過後的三年內後遺症基本都恢復了,僅有少數幾位仍有輕微症狀,如慢性氣管炎等,並無大礙。
數據顯示,2003年廣東全省有1512人感染SARS,然而,羊城晚報記者在採訪中卻費了很多周折,並不是找不到當事人,而往往是本人或其所在單位不願多言。最“傳奇”的是“非典超級毒王”周某,病癒後任何外人不見,只通過妻子和主治醫生和外界聯繫。就連衛生部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人找上門來,也一概不見。
對此,王清文也笑言,要不是記者找上門來,他也一直不願再講這些事情。這是爲什麼?王清文說,畢竟搶救病人是醫生天職,感染了SARS後醫院已經全力搶救保住了生命,有一些小病痛又怎樣?鄧練賢等同事、同行還獻出了生命呢!
曾參與非典治療的醫院多數不願透露醫護人員的感染情況,更不願透露他們真實的“後遺症”情況。
爲什麼廣東SARS感染者如此“低調”?一位老醫生認爲:治療“非典”過程中,廣東對激素的使用量把握適度,因此整體後遺症發病情況沒有其他地區嚴重,也因此少見SARS康復者長期臥病在牀或離崗去職等情況;此外,有些患者享受着單位的醫療福利,表達訴求的動力不大。
不過,記者深入幾家醫院採訪時也發現,有些患過病的醫護人員,由於身體的病痛,無法再回到原來的崗位,醫院作出了相應的調整。廣州中醫藥大學一附院一位醫生透露,曾有不少SARS康復的同行來看骨科,有的走路困難,還柱着柺杖。“他們也總會囑咐醫生,不願意向外透露自己的情況。”
採訪中,部分SARS康復的醫護人員表達了這樣的遺憾:原來治病的過程中還說算工傷,但是後來沒有下文了;單位內也曾說會給一些後期治療方面的幫助,後來也沒有了。政策上和其他疾病一樣,在本單位檢查可以免費,吃藥要自費。
“生過病的同事聚會時,曾推舉我去和領導反映一下大家的期望,但總感覺這是向組織提條件,後來還是沒說。”上述老醫生坦言,“張不開口”。
激素的歷史地位
“‘非典’過去已經10年,對於激素治療法,醫學界看法一直是客觀而肯定的。”
談及“非典”,不能不提鍾南山院士,他第一個提出使用皮質激素治療方案,挽救了很多危重病號的生命。同時,作爲主要起草人制訂了SARS“診療方案”,指導全國的“非典”治療。
激素的療效和毒副作用在醫療界是常識,長期、大量使用激素可誘發骨壞死。對此,鍾南山認爲,主張使用皮質激素是有科學依據的,他對38例使用皮質激素的SARS病人進行了回顧性調查,發現有效的比例達53%。“而這38例病人,在我看來如果當時不採用激素療法會全部死亡。”
同時他也強調,皮質激素的使用必須合理,時機、劑量必須適合,療程須妥善把握,不能長期使用而且並不是使用越早越好。“然而遺憾的是,有些地方劑量超標,有的劑量甚至高於廣東5-10倍。”他說,廣東在使用皮質激素上一直堅持適量適當的原則,例如他所在的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只有70%的病人使用了激素。
“非典”過去已經10年,對於激素治療法,醫學界看法一直是客觀而肯定的。廣東省人民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陳正賢直言:“如果再有‘非典’這樣的疫情發生,爲了搶救病人的生命,還是要使用激素,但每天的用量和使用的天數要控制,以降低後遺症發生的機率。”
南方醫院黨委書記林加興稱,事實上,醫學充滿了不確定性。“非典”肆虐之初,根本不知它是怎麼回事,在瞭解到激素有療效時,“先救命”是所有醫生的第一反應。林加興也表示,在廣東,由於激素的使用適量,出現後遺症的病人很少。以南方醫院爲例,當初救治了160多名“非典”患者,但尚未聽說嚴重後遺症的個案。
在外人眼裏,因倡導中醫療法而創造“零傷亡”、“零感染”的廣州中醫藥大學一附院,應該是反對用激素的,但該院副院長朱敏卻不這麼認爲。他告訴羊城晚報記者,激素要用,但不能濫用。“對於病人肺部感染迅速擴散的情況,還是要適當採用激素來控制,但一旦感染情況得到控制,就立即停用。”當時,廣中醫一附院收治了74例SARS病毒感染者,其中僅三例使用了激素,“非典”後遺症爲“零”。
2004年,一項在廣州地區四家醫院醫護人員SARS康復者的篩查中,發現了3個骨壞死病例。這篇署有鍾南山名字,由中山二院、廣醫一院、廣州呼研所共同完成的論文,刊登在《中華醫學雜誌》2004年第21期上。這項研究針對廣州地區四家醫院的124例SARS康復醫務人員,對其進行下肢骨(包括雙側髖關節及膝關節)MRI檢查。124例中38例未使用激素治療,86例使用不同劑量的激素治療。結果發現,86例使用激素治療的SARS康復者中,共發現3例骨缺血壞死,而未使用激素的38例,均未發現骨缺血性改變。
廣東省衛生廳相關負責人告訴羊城晚報記者,廣東的“非典”後遺症情況沒有其他地方嚴重,並且直到目前也並沒收到SARS康復者的任何訴求。“如果SARS感染者的訴求比較集中,我們肯定會收集起來開展調查研究,制定出解決的方案!”
不該緘默的反思
“當我們回頭看時,總會發現某個方案有不完善之處,如果要總結反思,差錯是要面對的!”
“我們的社會是健忘的!”廣中醫一附院副院長朱敏說,慶祝戰勝“非典”是應該的,畢竟這麼大的疫情成功被控制,當然是一場大勝利。“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場疫情的可怕,來無蹤去無影,到現在都還沒確切地搞明白爲何來、又爲何突然消失!”
在“非典”治療過程中也還存在很多要總結的教訓。朱敏說,應該使用激素是確定無疑的,對控制病情起了關鍵作用。但在某些地區,激素被當成救星,不分個體差異、不分病情地亂用,用量被翻倍,這必然帶來嚴重後果。 “還有,由於當時一度出現的恐慌情緒,一些地區的病人搶救中也處於無序狀態。但凡有效的辦法,一股腦地往上堆,好作用是起了,壞作用也沒有躲過。”朱敏說,“無疑,這樣做的醫生是好心的,但方法值得反思!”
如今很多人都會做一種假設,假如“非典”再來,我們能不能冷靜面對,能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傷亡,甚至避免傷亡?“不好好總結,‘非典’如果再來,我們還會吃大虧!”中山三院傳染科副主任醫師鄧子德如是說。
無可否認,經過“非典”歷練,各地成立了專家組,成立了應急委員會,相關醫療設備和診療環境也都煥然一新。後來應對“甲流”時,明顯從容多了。“但在更深層次上,社會還有需要總結的東西。”朱敏不無遺憾地說,至今無一份官方的調查報告,到底如何評價“非典”期間的治療,到底有多少人存在“非典”後遺症等,都無確切的說法。
“當我們回頭看時,總會發現某個方案有不完善之處,如果要總結反思,差錯是要面對的!”朱敏說,這或許正是大多數“非典”當事者選擇沉默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