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三分成德方案是在唐廷河北用兵取得階段性勝利的背景下提出的，反映了唐德宗對河北戰場形勢判斷過於樂觀的心態。

　　●三分成德方案的政治蘊涵體現了唐德宗戰後安排的政治意圖和解決河朔藩鎮問題的處理原則：第一，徹底肢解成德鎮；第二，竭力防制幽州鎮；第三，儘量牽制新藩鎮。

　　●三分成德方案無疑反映了唐廷尤其是唐德宗強烈的抑藩削藩的政治願望，也顯而易見地流露出儘快解決河北藩鎮問題急於求成的心理。

　　●三分成德方案導致的朱滔和王武俊的反叛，葬送了來之不易即將到手的戰爭勝利和平叛良機，引發了河朔形勢的逆轉和整個建中戰局的連鎖反應。

　　三分成德是唐德宗建中年間平叛戰爭中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事件，對建中戰局的戰略態勢和唐代後期的歷史走向，特別是藩鎮問題的處理、唐代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處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以往學界對此未予以重視，也未見專門研究，因此，很有專文探討的必要。

　　“三分成德”本是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初在對河朔藩鎮用兵取得階段性勝利背景下，針對叛鎮成德進行善後的一系列處置措施的總稱。此語出自《新唐書》卷148《張孝忠傳》：“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三分成德”也稱“三分恆陽”，《文苑英華》卷874權德輿《唐故義武軍節度使張公遺愛碑銘並序》即稱：“時三分恆陽之地，錄功有差而羣帥奓心，或懷觖望。”這裏的“張公”即張孝忠；“恆陽”系別稱，本指成德鎮的首府恆州，但這裏是代指整個成德鎮。

　　三分成德方案的基本內容見於《資治通鑑》卷227建中三年(782年)二月甲子條和《舊唐書》卷12《德宗紀上》建中三年(782年)二月戊午條。《資治通鑑》稱：“(二月)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舊唐書》則稱：“二月戊午，惟嶽將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加朱滔檢校司徒，以張孝忠檢校兵部尚書、易定滄三州節度使、以檢校太子賓客王武俊檢校祕書監、恆州刺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趙州刺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上三分成德方案的內容，有關張孝忠、王武俊和康日知的官職和將原成德鎮瓜分爲易定滄三州、恆冀二州和深趙二州共三鎮的範圍，《資治通鑑》和《舊唐書》的記載基本相同，但《資治通鑑》稍詳，且涉及到雖不在三鎮範圍卻與此密切相關的幽州鎮朱滔的安排問題。由此可見，三分成德方案的基本內容是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也就是說三分方案的實質是將原成德鎮所轄易、定、深、趙、恆、冀、滄七州一分爲三，成爲易定滄一鎮，恆冀一鎮，深趙一鎮，由李寶臣李惟岳父子獨領一鎮變爲張孝忠、王武俊、康日知分領三鎮。

　　三分成德方案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具有怎樣的政治蘊涵呢？我們認爲，三分方案是在唐廷河北用兵取得階段性勝利的背景下提出的，反映了唐德宗對河北戰場形勢判斷過於樂觀的心態。河北用兵緣起於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鎮節度使李寶臣死後其子李惟嶽求襲節帥之位遭到唐德宗拒絕，隨後，唐廷調兵遣將，積極備戰，李惟嶽則聯絡魏博鎮的田悅和淄青鎮的李正己，組建三鎮同盟對抗唐廷。五月，田悅先發制人，一方面派兵馬使康愔領兵八千包圍邢州，一方面親自統兵數萬進攻洺州臨洺，戰爭正式爆發。唐廷在河朔戰場的戰略部署是兵分三路，分進合擊：北路由幽州鎮朱滔領兵南下進攻成德鎮李惟嶽部；中路由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軍都知兵馬使李晟組成，從山西高原東出太行對魏博鎮田悅作戰，負責解臨洺、邢州之圍；南路由河南諸軍和防秋兵組成，負責對淄青鎮李正己、李納作戰。

　　唐軍的進攻戰略首先在中路奏效，七月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洺，“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八月，北路的幽州鎮朱滔兵不血刃，說降李惟嶽部將易州刺史張孝忠(隨即被唐德宗任命爲成德節度使)，李惟嶽北部防線被撕開一個缺口。十一月，南路唐軍的攻勢也取得進展，“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進入建中三年(782年)，唐軍的進攻又取得突破性進展。正月，中路唐軍長橋之戰再次大敗魏博田悅，“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屍相枕藉三十餘里”，唐軍直抵田悅老巢魏州城下。與此同時，淄青鎮李納軍在南路壓力之下“奔還濮州”。同月丙寅，北路的朱滔與張孝忠聯兵“戰於束鹿城下，惟嶽大敗，燒營而遁”(以上見《通鑑》)。緊接着，李惟嶽部將趙州刺史康日知倒戈降唐。隨後，成德鎮再生內變，李惟嶽被部將王武俊所殺，成德鎮餘部深州刺史楊榮國投降朱滔，定州刺史楊政義投降張孝忠，成德鎮因其主帥被殺而頃刻瓦解。由此可見，建中三年(782年)二月甲子的三分成德方案就是在唐軍取得這樣一連串勝利的背景下提出的。

　　從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李惟嶽繼襲藩帥到次年閏月被殺，僅一年稍多的時間，唐廷就如此迅速取得輝煌的戰績，這是雙方始料不及的，更出乎唐德宗的預料之外。軍事勝利無疑提高了唐廷在與河北叛鎮對峙中的實力和地位，也堅定了唐德宗平叛的決心。不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意料之外的軍事勝利在給唐德宗帶來平叛信心的同時，也不免衝昏了唐德宗原本謹慎的頭腦，誠如《資治通鑑》所言：“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在這種心態和氣氛下提出的方案，不可能不反映唐德宗過於樂觀的心態，不可能不浸透唐廷“天下不日可平”的盲目樂觀氣氛。

　　三分方案的政治蘊涵體現了唐德宗戰後安排的政治意圖和解決河朔藩鎮問題的處理原則。這一意圖和原則至少有三點：第一，徹底肢解成德鎮。從三分方案可見，唐廷的直接目的是將原成德鎮一分爲三，即分爲義武鎮、恆冀鎮和深趙鎮三鎮。戰前的成德鎮擁有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之地，方圓上千裏；分割後的三鎮義武鎮只轄三州，恆冀鎮和深趙鎮各只轄二州，無疑成爲勢分力散的弱鎮。從表面上看，唐廷是在對三位平叛功臣進行賜賞，而實際意圖是分而治之，從而達到削弱叛鎮實力的目的。第二，竭力防制幽州鎮。方案對平叛戰爭中涌現出的另一功臣朱滔執意索取深州訴求的迴應是：“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實際上拒絕了朱滔的要求，儘管作爲補償或者說安慰，也提出了將德、棣二州隸於朱滔統治下幽州的安排，但條件是“令還鎮”，要求朱滔退出已實際佔領的深州。第三，儘量牽制新藩鎮。根據三分方案的安排，張孝忠爲義武鎮首領，王武俊爲恆冀鎮首領，康日知爲深趙鎮首領。這種權利再分配隱含了三者相互牽制的內涵，這可從擬議中新三鎮的轄區各州並非通常想象的那樣連成一片，而是互相交錯、多不相連的設計中窺出端倪。

　　以上三分成德方案無疑反映了唐廷尤其是唐德宗強烈的抑藩削藩的政治願望，也顯而易見地流露出儘快解決河北藩鎮問題急於求成的心理。然而，欲速則不達，三分方案公佈後，就立即遭到了原本屬於唐廷陣營的朱滔和來自敵方的降將王武俊的強烈反對。朱滔反對最力，“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甚至發展到公然抗命。王武俊則“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嶽，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使，己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恆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見《通鑑》)王武俊主要是對位居張孝忠之下不滿，認爲朝廷賞賜不公，不願意供應唐軍糧餉，擔心脣亡齒寒，因此拒絕接受三分方案。

　　朱滔、王武俊的對抗態度本來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危急信號，卻沒有引起唐德宗的應有警覺和足夠重視。從時間看，三分方案頒佈的時間是二月甲子日，朱滔、王武俊反叛的時間，《新唐書·德宗紀》只籠統地說四月“是月，朱滔反，陷德、棣二州”。從《資治通鑑》敘述的口氣看，四月壬戌日朱滔雖然還沒有公開打出反叛的旗號，但“反謀益甚”，派兵進逼拒絕同叛的康日知，故《舊唐書·德宗紀上》所記四月“壬戌，封朱滔爲通義郡王。朱滔、王武俊與田悅合從而叛”，將二人的反叛繫於此日之下，實際就是視同反叛之始。從二月甲子日到四月壬戌日之間，總共是59天亦即兩個月的時間。現存史料除了史籍所記賜予朱滔通義郡王的爵位試圖緩和他激烈的對抗情緒外，我們看不到唐廷採取其他應對朱滔和王武俊對抗態度的有效措施和靈活策略，而且這次沒有多少實質意義的賜賞王爵也來得太晚，而魏博鎮的田悅乘機策反，終於使二人由失望到怨望，由消極抗命到公開反叛，加入到了叛軍行列。

　　三分成德方案的最大失策是唐德宗無視朱滔的利益訴求，試圖“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作爲交換搪塞朱滔。實際上，此時的德、棣二州尚在淄青鎮叛軍之手，對朱滔來說，這意味着要想將預案中的畫餅變爲現實的地盤至少還需要幾場勝敗未卜的血戰，最要命的是，朱滔還需要首先放棄血戰到手的深州。對於一個本來就與唐廷保持戒心與距離、且在攻討成德鎮戰爭中立有大功的藩鎮首領，三分方案的措置明顯失當，難怪胡三省《通鑑音注》感慨：“朱滔討李惟嶽再戰再勝，及瓜分成徳巡屬以賞降將，尺寸之地滔不預焉。又欲使之取徳、棣，此左氏所以知桓王之失鄭也。”胡三省畫龍點睛，一語道破了三分方案將朱滔排除在外的玄機和後果。三分方案另一個失策是忽略了王武俊的政治訴求。王武俊的要求是三點：一是恥居張孝忠之下，希望得到節度使之號；二是不願意“失趙、定二州”，即希望維持成德鎮原建制和原規模；三是不滿意朝廷“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實際上是要求維護成德鎮的經濟利益。作爲一個歸降將領，王武俊的訴求當然不必全部答應也不可能全部答應，但是完全忽略，則方案本身顯然有失必要的靈活性。

　　三分成德方案導致的朱滔和王武俊的反叛，其後果一是葬送了來之不易即將到手的戰爭勝利和平叛良機，二是引發了河朔形勢的逆轉和整個建中戰局的連鎖反應。繼四月朱滔和王武俊反叛，河朔地區魏博、成德、幽州和淄青四鎮組成叛鎮聯盟、河朔戰局陷入膠着狀態之後，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四鎮又仿效戰國諸侯之制，公然建號立國，分別稱號趙王、冀王、魏王和齊王，並建置百官，史稱“四鎮之亂”或“四王事件”。建中四年十月，長安涇卒兵變發生，接踵而至的又是朱泚之亂、李希烈之亂和李懷光之叛，戰火又從河朔地區蔓延至整個黃河流域，唐德宗不得已西逃奉天，播遷梁州，幾乎陷於滅頂之災。這種逆轉直到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年初下罪己詔、與河朔藩鎮陸續媾和才趨緩並逐漸告終。由此可見，三分成德方案導致的後果對唐德宗整個建中戰局的影響至巨至深，方案的頒佈和實施不僅成爲河朔戰場演變的關鍵點，而且也成爲整個建中年間全國戰局逆轉的轉折點。

　　(作者單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河北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