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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如果這麼做,內心就會非常高興,非常快樂。如果當天沒有三輪車,心情就不會很燦爛。
上世紀60年代,我在鞍山道小學讀書。那時鞍山道一帶都是以前的日租界,牆子河沿着現在南京路的方向,從鞍山道、貴陽路、營口道……一直流入海河。當時,鞍山道和南京路的交口有一座水泥橋,叫鞍山橋。那個年代,人們運貨主要靠三輪車,裝滿貨的三輪車上坡非常困難,我每天放學都會揹着書包,在橋邊等一會兒,如果有負重的三輪車要上橋,就幫着推上去。
當時的我,認爲這是很普通、很本分的事,我只知道如果這麼做,內心就會非常高興,非常快樂。如果當天沒有三輪車,心情就不會很燦爛。
1966年的冬天,我12歲,和鄰居的孩子一起去海河邊玩,當時海河凍的冰面很薄,一個孩子在河邊,一腳踩漏了,掉到河裏,非常恐懼地大聲呼救,我和身邊的夥伴一起搭手把那個孩子拉了上來。
我已經忘記那是個男孩兒還是女孩兒了,其實回憶起來,當時落水的孩子離海河邊很近,如果那個孩子不慌亂的話,站起身,水也只到腰。我拉他上岸,是一件特別簡單的事,如果不是你的採訪,我已經忘記了,但這次採訪,讓我回憶起當年那種大家共性的美好品質,沒有慾望,很乾淨,無所求。但說起具體事,卻很模糊,就像回憶某一年的早餐吃的是什麼,因爲都是太普通的事情。
雷鋒精神也包括比如集體主義,但其實,熱愛集體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我記得,當時的小學生放學都會排路隊,比如七八個同學都是同路,有的人到家了,排隊走的人就越來越少,沒有老師監督,大家依然一前一後整齊地排隊走,那時候的集體主義具有特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別令人感動。
由於沒有電話,放暑假的時候,同學們建立“聯絡網”,比如老師發通知說下週三早上8點半到學校操場集合,告訴班裏幾個“網頭”的同學,大家再一對一地到自己下線的同學家裏通知,當時如果接到通知,肯定是放下飯碗,第一時間氣喘吁吁地奔跑着去通知下線的同學,不會耽擱一分鐘,完成了就會有輕鬆感和完整感。所以,那種聯絡網是特別結實的。
說起拾金不昧,那個時候,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貧,一個孩子如果想吃冰棍,就要攢牙膏袋。有的家用的是牙膏粉,還不行,必須是錫制的牙膏袋,賣到廢品收購站是一分錢,攢上三個才能換一根冰棍;或是剪指甲,腳趾甲不行,必須是手指甲,存起來放進洋火盒攢着,再送到藥鋪去賣……這是一個孩子的全部收入,但當年一個孩子撿到錢肯定要送到學校給輔導老師,一萬個孩子,我不敢說一萬個都會交,但絕大多數肯定會交。
雷鋒精神說到底是人類精神,前提是奉獻,願意放棄自己的時間和利益,有的人會說時代不同了,現在人們富裕了,觀念已經改變了,但雷鋒精神不能變。
我在我的書《機器》裏寫過一個情節:一個家庭,父親和母親都是大國企的領導,教育自己的孩子乘公交的時候不許搶乘,孩子很懂事,忠實地聽父母的教導,但遵守秩序的他每天連着好幾班車都上不去車,天天早自習遲到,成績受到影響,被老師請家長。這是現實的尷尬。
但我想,如果還有那麼一座橋,有一輛負重三輪車,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還會這麼做,同樣我更加希望我的孩子也會這麼做,也盼望着每一個人都會這麼做。因爲,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我始終認爲當年那個推着負重三輪車上橋的少年做得很對,很好!
新報記者萬力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