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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4歲的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姜鵬成爲央視《百家講壇》最年輕的主講人。其以犀利的語言、以《史記》、《漢書》、《資治通鑑》三方比較的角度主講的“漢武帝的三張面孔”吸引了衆多擁躉,也開了《百家講壇》講解風氣之先。《百家講壇》自2006、2007年易中天、于丹等學術“超男”“超女”出現之後,學者明星化成爲一個廣泛議論的話題,在姜鵬看來,學者明星化對於普及文化功不可沒。
初入復旦爲名師糾錯獲機會編纂學術著作
1996年參加高考的姜鵬的學術之路與質疑大師密不可分。
然而,自詡心氣很高的姜鵬在當年因爲志願沒填好而去了浙江師範大學,那時候填志願還像撞運氣,姜鵬說自己有點失落,但去了金華之後他發現,這樣也有不少好處,“那不是一個繁華的都市,但干擾較少,加上自己有點不痛快,所以拼命唸書想考出來。”
那時的姜鵬一心想找個名師,但很多學校的老先生都已經不帶碩士只帶博士。不過,他機敏地發現,在學界名聲卓著的著名歷史學家、國內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朱維錚先生當年竟然招收碩士,於是毫不猶豫“趕緊擠上去”。2000年,從浙江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姜鵬圓了自己找名師的願望。從2000年到2006年博士畢業,姜鵬一直在朱先生身邊學習,反覆地聽他講經學、講史學,2006年畢業後留校工作,“留在先生身邊工作的人當中,我是最年輕的。”朱維錚先生已於2012年去世,辭世之前,曾專門用整整兩個晚上的時間跟姜鵬促膝長談。
朱先生是個不苟言笑的人,比較威嚴,學生看到他都敬而遠之。剛開始成爲他門下年齡最小弟子時的姜鵬也不例外。不過,一次經學史課程上的表現,這個年齡最小的新生卻讓朱先生眼前一亮。
新報:當時是什麼情況?
姜鵬:2000年我剛進復旦,朱先生開了他最擅長但好多年不開的經學史。朱先生每次上課開講之前要叫兩個人做讀書報告,在第三堂課的時候,我做讀書報告,講了孔子跟先秦儒學的角色轉變。朱先生一直認爲在甲骨文裏還沒有出現過儒字,後來我告訴他其實甲骨文裏早就有這個字了,朱先生沒有注意到。朱先生非常高興,一個一年級的碩士生就能夠指出他的不足,而且敢於講,這件事給了朱先生很好的印象。當年朱先生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找的四個助手裏,就有我。
新報:對當前的學術氛圍怎麼看?
姜鵬:不夠大氣。管學者就像管計時工一樣,一天搬了幾塊磚頭給你多少錢,大師不是這樣培養出來的。現在的學術氛圍還是太功利,人文學科的東西,數量多就一定好嗎?不見得。這方面,復旦大學還算不錯。
公益講座打動央視編導第一次選題“靠聊天”
談到自己上百家講壇,姜鵬說也有些偶然。2010年夏天,上海市團市委做了一個經典讀書工程的活動,以培養普通市民的讀書習慣,該公益活動的一位負責人找到已經教了4年書的姜鵬。姜鵬認爲,這樣的活動也是一個人文工作人員應該承擔的一部分社會責任,於是在上海市靜安區的社區裏開始講《資治通鑑》,“效果非常不錯,當時也有人錄像,錄完之後上傳到新浪博客上面,被百家講壇的一位編導看到,直接就給我打電話。”姜鵬說,自己的那個系列講座在2011年年底的時候還被評選爲最受歡迎的老師。“後來我一直跟別人說,你要積極地去做些好事,纔會有回報,這算是一個機緣。”
不過,一開始雙方並沒有找到合作的契合點。“摸不着門道,就跟他們閒聊,說不同的史書有不同的特點,比如說漢武帝,《史記》裏面的漢武帝是怎樣的,《漢書》裏面的漢武帝又是怎樣的,《資治通鑑》又是怎樣的,後來就有了‘漢武帝的三張面孔。’”有意思的是,在給姜鵬化妝時,編導和化妝師在到底是把他往年輕裏打扮還是往老一點打扮出現了分歧,“太年輕顯得沒有權威感,別人不信,所以最後還是決定把我往老成裏化。”
目前,姜鵬主講的《漢獻帝》已經錄製完畢,今年6月份就會跟觀衆見面。選擇漢獻帝,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想改變一下大家的歷史觀。“中國人有着成王敗寇的傳統史觀,特別功利、講究實用。在看待歷史的過程中,特別喜歡追捧成功者,崇拜英雄,但其實大家想一想,真正對歷史有推動作用的人,就一定是成功者嗎?這好像不能畫等號。”姜鵬說,有些人在成就自己的時候也是在成就這個民族這個社會,但是很多人在成就自己的時候其實是在破壞這個民族這個社會。“歷史上將近400個皇帝,我給他(漢獻帝)四個字:不負蒼生。漢獻帝做了32年皇帝,沒有對不起別人,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明君。”
新報:之前關注過《百家講壇》嗎?
姜鵬:關注過,蒙曼老師的《武則天》、《大隋風雲》等都很好,蒙老師的特點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她可以講得清清楚楚很有條理。王立羣講究娓娓道來,語速慢之後,聽着就不那麼累,我講“漢武帝三張面孔”的時候語速特別快,知識含量太多,非專業讀者可能就轉不過來。
新報:成爲最年輕的主講人自己怎麼看?
姜鵬:歷史學跟其他行業一樣,有志不在年高,知識的積累是漫長的過程,但並不是說年齡越大知識積累得越多觀點就越高明。我不敢說自己高明,但至少敢於想,把我的思想拿出來,大家可以討論。
新報:漢武帝系列現在反過來看覺得有什麼收穫,自己滿意嗎?
姜鵬:還是有點不太滿意,成功的地方在於批判的比較深入,但當時過於注重批判,對他的成就說得少了點。
學者明星化有利文化普及
如何看待百家講壇這個平臺,以及如何看待從《百家講壇》出來的不少學者的“明星化”傾向?在姜鵬看來,學者明星化對整個社會的帶動是有幫助的,他以于丹爲例說,儘管她講《論語》很多人都批評她,甚至很多人因爲這個事情批評中華書局(她的《論語》著作由該局出版)。姜鵬說,論文化普及的工作,當然不是《百家講壇》開始做的,之前就有很多學者在做,以《論語》爲例,很早之前楊伯峻先生就有譯著,學人文的都知道有這本書。其他包括像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川巴蜀書社、湖南嶽麓、安徽黃山等都有這類文化普及的作品,但社會上主動學習者並不多,楊先生那麼好的論語譯著,放在書店裏,可能只有20%甚至不到20%的人感興趣。
“百家講壇的特點是什麼,它主動地送到你面前,這是電視媒體的一個優勢,很多人你讓他找書他不會找,但看到這個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有意思。”姜鵬說,用電視媒體做文化普及跟之前考書本明顯是一個進步,“于丹老師學的新聞傳媒,古文底子可能要差一點,但後來中華書局的一個副總編告訴我,因爲于丹《論語心得》,帶動了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註》,現在,楊伯峻的譯著每年可以賣10萬冊。”所以他說,我們在批評於老師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其實於老師是做了貢獻的,這是公德。“如果不是于丹老師,找一個專業老師,他的語言表達就不一定有這麼好。公平客觀看,對於文化普及還是做了很大的貢獻。於老師是學新聞的,也知道怎麼抓住觀衆。”
新報:你是宋史專家,想過講宋史方面嗎?
姜鵬:我是宋史學會會員,接下去會講《資治通鑑》,這是我自己比較專長的。
新報:在復旦教哪些課程?
姜鵬:教得比較多的是《資治通鑑》導讀。也講四庫全書總目,以及中國文化要籍等,都是跟思想文化有關的。
新報:平時講課也是跟講漢武帝一樣的風格嗎?
姜鵬:不一樣,電視跟課堂還是差很多,聽衆也不一樣,一個是針對學生,一個是針對社會大衆。
新報記者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