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從沒懷疑過兒子

　　今年1月份刑滿釋放後，田偉東開始慢慢適應這個他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他學會了用手機發短信，學會了用電腦打字，還開始學開車。

　　“我坐那麼多年牢，我父母一共來看了我110次，很少有人家裡人每個月都來，我父母就每個月都來。”家人的信任無疑給了他極大的支持和安慰，他是一起判刑的5人中，減刑最多、如今精神狀態也最好的一個。

　　頂著殺人犯兒子名聲的田偉東父母，多年來也承受巨大壓力，田偉東說，坐牢那麼多年，沒有一個朋友來看過他，除了父母，沒有人相信他的清白。他父母想盡一切辦法賺錢，比如一天拔草16個小時，就為了換回75塊的工錢，補貼在牢裡的兒子。

　　田偉東現在說蕭山話有點“大舌頭”，因為他沒有舌尖，吃東西有時候也會漏出來。“以後可別跟女朋友接吻都不行哦。”好在他還能自嘲。

　　五個人現在都沒法安心工作，沒法投入新生活。“青春無價，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田偉東說，希望有關領導了解他們的訴求，他很想要一個工作。目前靠他自己的力量，無法找到什麼工作。

　　“聽說兩張案(叔侄強奸冤案)每人賠了110萬出頭，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我父母這18年為我的案子，四處奔走，花出去的錢都遠遠不止這個數，更別說精神賠償了。”

　　“現在是物質社會，我們也是希望有個說法，所以願意坐下來談賠償。”他說，“如果你要清高，不談賠償也可以，你去坐18年牢試試？”

　　五個家庭各有不幸

　　其實田偉東還算幸運的，因為陳建陽等另外四個人，連他們的父母都曾經懷疑他們的清白。

　　羊城晚報記者走進隔壁方山村的陳建陽家采訪時，陳建陽去蕭山學開車不在家。不善言辭的陳爸爸告訴記者，那麼多年來，他一直相信國家。

　　“相信國家，國家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他說，“陳建陽22歲(虛歲，實際是20周歲)到39歲都在坐牢，年齡回不來，還有什麼話好說。”

　　陳建陽被抓時，陳家在村裡條件中等。但就在那一年，陳建陽父母離婚了。17年過去，唯一的兒子消耗了全家的心力，陳爸爸為了迎接兒子回家，借錢在自己家的老房子旁邊搭起了上下各一間的兩層樓房。“兒子總要娶媳婦，我總歸要盡力創造好點的條件。”

　　其餘三人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去年，朱又平戴著腳鐐，在公安的監視下，探望了在病榻上的父親。一周後，他父親因為癌癥去世。

　　王建平後來從蕭山被轉到了新疆服刑，他是5人中最後一個回家的。據說聽到真凶被抓住的消息後，他就要求假釋，沒有及時得到反饋，他就絕食抗議，終於在今年4月28日回到了家。他父母認為去新疆服刑也和兒子倔強的性格有關，因為他在牢裡一直說自己是冤枉的，不肯寫檢查。(文/圖羊城晚報記者孫毅蕾除署名外)

　　從叔侄兩張冤案，到田偉東等五人遇到的冤案，浙江司法系統最近被推入了輿論漩渦。到底是浙江當年冤案特別多？還是浙江如今開始加大重審爭議案件力度，翻案比其他地方多？

　　記者在浙江采訪時，當地法制辦的有關人員表示，2003年，公安部牽頭舉行了全國范圍的未破命案指紋比對。2011年，浙江省公安廳又進行了省內的未破命案指紋比對。這些比對中，對一些有申訴的已判案件進行了整理，項生源就是在2011年浙江省范圍內的這次比對中被發現的。

　　浙江省司法系統並沒有回應記者的正式采訪請求。不過記者了解到，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齊奇提交了一份議案。他建議兩高、公安部聯合制定死刑案件審判期間證據補查程序的規定，解決刑事訴訟的運作機制問題，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證據收集、示證、質證、認證和審查制度，並規定相應的違法追究責任，防范死刑錯案。

　　他認為，在審理死刑案件期間，證據材料存在問題的現象時有發現。個別偵查機關為了定案，不全部移送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材料。有的偵查人員或審查起訴人員認為偵查工作已經結束，對補充偵查不重視或久拖不查。這些導致法院在“定罪判刑”和“無罪放人”上面臨兩難，直接影響死刑案件的審判質量。他還指出，刑事上的冤錯案件，基本都與刑訊逼供有關。

　　浙江高院負責人最近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也表達了一些反思。他表示，近期我國平反的一批冤錯案其形成機理高度相似，與特定歷史時期的辦案理念及長期形成的辦案機制密切相關。任何時候都不能否定辦案隊伍的主流和業績，對這些冤案愈加應該從理念上和機制上進行系統、客觀的反思，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局限，要分清個人責任和制度責任，重在從完善法治國家的制度建設上認真剖析、改進和完善。

　　據《法制日報》5月22日刊載，浙江高院負責人認為，“反思應該從幾方面入手。首先，過去發生重大命案，社會上人心惶惶，上級會對這類案件進行督辦，時有層層下達限期破案的死命令。時間緊、壓力大，主觀和客觀上出差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說，偵查人員都知道，只要口供突破，辦案效率就會提高，在命案必破的壓力下，有的辦案人員就會有意無意地靠一些刑訊逼供的辦法來突破口供。甚至對已經發現的有利於被告人、可能證明其無罪的證據，也不願隨案移送。其次，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取消了公安的預審建制。現在回過頭看，偵查預審制度本身對刑偵隊伍是一個必要的內部制約，它便於在偵查早期及時發現和糾正誤判，及時調整偵查方向。例如杭州的‘兩張冤案’和蕭山的‘五人搶劫殺人冤案’，兩個案子都是到了口供突破後，纔發現偵查方向可能有誤。

　　“破案考核指標設計需科學合理，不應以‘破案GDP’為目的，而應以伸張正義為目的。如果進行全國統一的破案會戰行動，再加上破案指標考核，你追我趕，難免造成了拼消耗、湊數量、爭達標。造成偵查取證粗糙，辦案作風粗暴，往往留下一些後遺癥和冤錯案件隱患。應該銘記，一個人能不能定罪，案件有沒有最終告破，要靠證據說話。

　　“該負責人告訴記者，要反思‘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壞人’的辦案理念和評價標准的局限性。具體到司法實踐當中，由於有的偵破取證條件上客觀存在著‘先天不足’，有時確實存在著對嫌疑人‘既不能否定，又不能認定’的情形，做不到百分之一百的准確，對照這種過於絕對化的原則，公檢法常常陷入兩難境地，走進‘死胡同’。由於過去我們追求這種絕對化目標，最終導致在具體辦案過程當中，法院難以執行疑罪從無的原則，往往是疑罪從輕。”(孫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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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氏冤案兩人各獲110萬賠償 叔侄倆對結果表示不滿

　　5月17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張輝、張高平再審改判無罪作出國家賠償決定，分別支付張輝、張高平國家賠償金110萬餘元。

　　據介紹，2013年5月2日，張輝、張高平分別以再審改判無罪為由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兩人共申請國家賠償金266萬元。其中，限制人身自由賠償金12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120萬元，律師費10萬元，低價轉讓的解放牌大卡車賠償15萬元，扣押的兩部三星牌手機賠償1萬元。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同日立案。案件審查期間，張輝、張高平分別要求增加限制人身自由賠償金5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5萬元，並增加3萬元的醫療費賠償請求。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類似國家賠償中的精神損害，大致不會超過自由權賠償金的50%，而此次自由權賠償金為65萬餘元，能夠獲得45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是個突破。

　　張高平叔侄表示這個結果很無奈，不想去拿這筆賠償，將繼續與律師商量。張高平說：“100多萬能乾什麼，買一套房子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