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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農曆春節,無錫市公務員張正(化名)有些發愁,“沒想到單位一點福利都沒有,估計連年夜飯也不會有”。
張正去年大學畢業,通過2013年江蘇省公務員考試成爲無錫市一名基層公務員。他說,“父親當了40多年的公務員,他希望我也回到家鄉當公務員”。
然而入職僅半年,張正就萌生“下海”之意,他對薪資福利不滿,“估計在同學中收入偏下”,也因“沉悶的環境難以調動工作的積極性”。
“下海”是指政府機關人員、企事業單位人員放棄在傳統體制內的職位去創業經商。輿論認爲,中國曾出現兩次大規模的“下海潮”,一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另一次是20世紀90年代初,涌現出泰康人壽的創辦者陳東昇、地產大腕潘石屹、新東方總裁俞敏洪等統稱“92派”的企業家。
“如果辭職,我可能會經商”,張正說。時下在中國,與他持類似想法的公務員不在少數,“金飯碗”的“含金量”似乎被打了折扣。
“公務員羣體灰色收入比較多,過去由於管制比較寬鬆,所以問題沒有凸顯出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中央八項規定嚴格貫徹之後,一些被掩蓋的深層次問題就慢慢浮現出來”。
中國新一屆中央政府執政以來推行作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僅在2013年就頒佈十餘道中央禁令,包括從“舌尖”到“車輪”、從月餅到爆竹等多個方面。
禁令出臺後成效明顯。中紀委消息稱,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共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精神問題24521起,處理黨員幹部30420人。
在此背景下,民衆拍手稱快,公務員羣體則似乎被“戳痛”。“不讓公車私用、公款吃喝,我們都能理解,但禁到最後,連一些福利都沒了”,有媒體援引江西一名副科級幹部的話,說工資難以維持全家的正常開支。
中國目前手捧“金飯碗”者已達到700萬人,相當於瑞士、以色列等國的總人口。談及公務員的新一輪“下海潮”,學界反應不一。
“如果有‘下海潮’,是個好事,是更加合理化的現象”,曾任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胡祖六說。他認爲正常社會中的大部分人應去從事創造財富、創造稅收、創造就業的工作,而不是靠尋租、收稅來活着。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沈友軍提醒,前兩次“下海潮”是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時代轉型時期的產物。如今公務員“下海”,會因其原掌握的公共資源而損害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也容易成爲貪腐官員洗錢的“暗道”。
不過,2014年國家公務員筆試的報考人數達152萬,再創歷史新高,同年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計劃招錄公務員僅爲1.9萬人。
“既然考公務員競爭那麼激烈,說明基層公務員的抱怨不成立,說明公務員的收入仍然偏高”,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朱海就此表態。
張正也承認“下海”只是想想,“父親希望我繼續堅持,我也沒聽說最近有哪個同事辭職”。他還希望社會對基層公務員生存不易予以重視。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數據表明,中國公務員工資僅與社會平均工資基本持平,也未隨社會平均工資的上升而同步提高。這項結論與公務員近年頻頻呼籲漲工資相呼應。
需指出,中央出臺禁令並沒有限制和降低公務員的合法收入,與公務員漲工資沒有必然聯繫。但如一些專家所言,中國公務員薪酬制度還沒有形成公務員工資水平調查比較機制和動態調整制度。
汪玉凱認爲公務員晉升的公平競爭機制也有待完善,一些地方仍存在任人唯親的官員選任現狀,亟需改革複雜微妙的“辦公室政治”。
多位專家認爲此時討論公務員“下海”,其背後要義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稱,歷次“下海潮”與市場作用的強化緊密相連,而十八屆三中全會傳達出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及推動多方改革的決心。“‘下海潮’將改變國進民退的局面,支持更多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爲實體經濟注入活力”,他說。
朱海就認爲,如能形成與“92派”相對應的“2014派”,與“市場化從縮小政府開始”相吻合,也許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將站上新的歷史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