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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2月2日,乾隆御筆首卷《白塔山記》在北京保利秋季拍賣會中拍出了1.1615億元的成交價,這一價格創造了今年全球中國書畫拍賣價格最高紀錄,也是今年內地拍賣市場上唯一一件過億作品。透過這一被認為代表了乾隆帝最高書法水平的《白塔山記》,我們能對乾隆帝其人、其書法及其時代增加哪些更深的認識呢?
《白塔山記》總共五卷,包括《白塔山總記》、《塔山東面記》、《塔山西面記》、《塔山南面記》、《塔山北面記》。其碑文現存於北海公園永安寺的『引勝』亭和『滌靄』亭。其中,《白塔山總記》分別以漢、滿、蒙、藏四種文字鐫刻在『引勝』亭內石碑的四面,《塔山四面記》則以漢文鐫刻在『滌靄』亭內的石碑上。提及永安寺,其名本為白塔寺,建於清順治八年(1651),乾隆八年(1743)改為今名。山因寺而得名,故稱白塔山。在康熙、雍正時期,白塔寺曾因京師地震而遭毀壞,屢經修葺。但正如乾隆帝在《塔山東面記》中所言:『夫士民之家尚以肯構為言,況茲三朝遺跡,地居禁苑,聽其荒廢榛薉為弗當。』因此,自乾隆『辛酉、壬戌之間』(1741-1742)起,清廷對白塔山進行了長達三十多年的修葺和改建。
《白塔山記》的創作即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前往觀覽修葺一新的白塔山之後。就像乾隆帝本人所說,白塔山乃是森嚴禁苑,尋常外人不能親眼目睹。所以,他仿柳宗元作《永州八記》之《鈷鉧潭記》、《小石城山記》的思路,而成此五篇文章,可以使人因文問景,有如親歷其間。通俗而言,便是作為游覽的文字向導之用。但此文既是身為帝王的乾隆帝所書創,其意義又自非尋常。
字如其人
康雍乾三帝書法各具特色
綜觀乾隆帝御筆《白塔山總記》及《塔山四面記》,全文以行書寫就,結字方圓兼備,文字流暢清新,條理明晰,娓娓道來。不僅對京師和北海白塔山的歷史有精要概括,而且對新建白塔寺的周邊景色予以生動描述。就乾隆帝本人的文筆和書法造詣而言,該作確已臻於至境。而且,從除了《塔山東面記》之外現世的其他四幅作品來看,其所用仿明仁殿紙以及宮廷裝池工藝,亦均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
但是,若要進一步衡量乾隆帝此作的書法成就和價值,還應將其放在整個清代帝王書法的脈絡之中進行比較考察。中國歷史上以書法享名的帝王書法,當首推宋徽宗趙佶開創的『瘦金體』。清代皇帝雖無人及此,但如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均深諳書法之道,成就亦屬非凡。然而,康雍乾祖孫三人的書法風格又大異其趣,某種程度上也正是三帝各自秉性和作為的寫照。
康熙帝曾以擅摹董其昌的沈荃為師,受其影響,亦極力推崇董其昌的風格,並將董其昌的真跡搜訪殆盡。因此,康熙之時『董體』風靡宇內。從康熙帝存世的墨跡來看,其書作多瀟灑精美,布局自然,結字舒朗而不失嚴謹,明麗而不致輕佻。如果說字如其人的話,康熙帝的書法正可見其溫潤仁厚的一面。而在史書中多以嚴肅莊穆形象出現的雍正帝,其書法受乃父影響,但不限於法諸董體,而兼得晉唐各家之長,故由其字也可見其為人嚴謹端重的特點。至乾隆之時,隨著清朝國力進一步強盛,海內外總體靖安,乾隆帝的威信與自信俱得大增。雖然兼能楷書、草書、行書等各種書體,但乾隆帝最為擅長的當屬行書。就書法風格而言,其尤為私淑者乃元代書法家趙孟頫,並以此帶動了朝野上下『以趙代董』的趨勢。而『趙體』中的妍媚、圓熟特性,也浸染到了乾隆帝的為政處事過程當中。
愛好收藏
乾隆爺也打過眼
然而,自負且不乏矯作的乾隆帝,在品鑒書法作品方面也有失察走眼、致遭人譏的時候。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認定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的《蘇軾煙江疊嶂詩卷》為贗品。只是該作乃是贗品中較好的作品,所以並沒有丟棄廢掉。但在乾隆之後,不少人已從書風等各方面,判定了該作確為趙孟頫的傳世妙筆。所以,當人們看到乾隆帝在《蘇軾煙江疊嶂詩卷》前面所寫的『雙鉤贗品佳作』字樣時,自不免譏其『玉石不分,貽笑後代』了。
綜合來看,乾隆帝的書法造詣實遜於康熙和雍正,加上其本人矯作的性格,也使其大量書作陷入繁而不精的窠臼。不過,若從帝王書法的角度來說,乾隆帝的書法在清代乃至中國歷代皇帝之中已屬上流。而且,此次現世的四卷《白塔山記》,可謂乾隆帝傳世之作中兼得親筆、手卷以及同一母題之下成套等特點於一體的作品,因此尤為難得和珍貴。
另外,《白塔山記》連同白塔本身,在乾隆帝的心中亦當有著很重的分量。有一個頗可玩味的歷史傳說:乾隆帝有次下江南至揚州時,走到瘦西湖五亭橋畔,對身邊大臣說該地方頗似京城的北海,唯獨缺少了一座白塔。當地鹽商聽聞之後,為了討好皇上,連夜以鹽包和白紙紮成了一座白塔。次日,乾隆帝看了之後大為驚訝,感嘆『揚州鹽商富甲天下,名不虛傳。』這便是所謂『一夜造白塔』的典故。此說以往多被用來印證江南鹽商善於揣摩聖意和財力富足。但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後,揚州果然仿京師而修建了一座白塔,這也就成了後來的揚州瘦西湖二十四景之一——『白塔晴雲』。雖然南北白塔在建制和風格方面存在差異,但此舉仍不失為乾隆帝有意將京師文化灌輸至江南的成功嘗試,以此來消解滿族統治者對『江南』這一文化淵藪之地羡慕、緊張交織的復雜感覺。而無論是否刻意選擇白塔作為一個示范,都不難看到它在乾隆帝心目中的確是分量沈重,無時或忘。
酷愛寫字
乾隆爺其實算不上『書法家』
康雍乾三帝中,乾隆帝享年88歲(1711-1799),遠超父祖。加之其對漢文化的喜愛幾近癡迷,寫詩成性,揮毫成癖,因此乾隆帝所留書作之多冠絕歷代帝王。但書法往往是以『貴精不貴繁』來彰顯價值,所以講求數量的結果便是容易導致質量的參差不齊。馬宗霍先生就曾對此論述說:『高宗(即乾隆帝)襲父祖之餘烈,天下晏安,因得棲情翰墨,縱意游覽,每至一處,必作詩紀勝,御書刻石,其書圓潤秀發,蓋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無變化,雖饒承平之象,終少雄武之風。』而且,雖然乾隆帝各體兼能,但既無法游刃其間,又難將某一體發揮至極,難免讓人對其頗有微詞。今日在研究乾隆帝的書法時,人們往往會認為:『乾隆皇帝喜歡寫字,但很少有人稱其為書法家。從書法藝術角度來看,他的字平整規格而缺乏纔氣,他仰慕魏晉的二王卻少有大家的氣度風范,追摹元代趙孟頫而無趙字的雍容姿媚,臨習明代董其昌而乏董字的平淡天真。』對照乾隆帝大量的傳世書法來看,這種印象能夠進一步加深。
不過,若以在漢文化各方面的造詣和成就來說,乾隆帝的確已經不輸父祖。除了數以千幅的御筆書法存世之外,據統計,乾隆帝一生作詩更多達四萬多首,超過全唐幾百詩人的數量總和。禮親王昭槤曾記述說,乾隆帝每作一詩,便令儒臣嘗試注釋解讀。當庭無法注出的,還允許回家查獵典籍。而當儒臣翻遍史書也無法注出詩文所引典故時,乾隆帝便會得意地說出答案,由此也受到大家的佩服。透過此一例子,既能看到乾隆帝確已浸染漢文化之中,而且水平不低,同時還能看到乾隆帝性格當中有著明顯的矯作成分。畢竟,乾隆帝自己也承認他有很多詩文乃是由儒臣代為捉刀。而在書法方面,深受乾隆帝重視的張照便是不可多得的『槍手』。乾隆帝曾作詩文,贊嘆張照的書法:『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稱其為『羲之後一人』、『非人所能學』。因此,乾隆帝會選擇如張照等人作為御用書手。
宋朝樓市頗似當下
教育差、看病難、吃不飽,農村人口湧向城市限購第二套房
同樣實行過『招、拍、掛』貪官房產無數,『房叔』、『房孫』遍地開花
◎李開周
我研究過歷朝歷代的房地產交易,我覺得在已經逝去的所有朝代當中,宋朝樓市跟我們今天是最相像的。
現在農村裡的人喜歡去城裡買房,小城市裡的人喜歡去大城市買房,一切資源都往大城市流動,致使一線城市的居住需求越來越旺,居住成本越來越高。宋朝也是如此,南宋士大夫洪邁寫道:『士夫發跡壟畝,皆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非便、飲膳難得,自村?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宋朝的農民稍微有點兒餘錢,都會翻修翻修自己的房子,如果有更多的餘錢,他們還會離開村莊,搬到縣城裡住,甚至從縣城搬到省城裡住。不是說中國人『安土重遷』嗎?不是說古代農民不到走投無路的時候就不願意背井離鄉嗎?為什麼宋朝人一有錢就想在城裡安家呢?因為農村的生活環境太差了,『醫藥弗便、飲膳難得』,沒有好大夫,沒有好飯館,沒有好老師,看病難,吃飯難,小孩子也上不到好學校,為了子孫後代將來能受到好的教育,長大了混他個一官半職,當然要從農村搬到城市、從小城市搬到大城市了。
現在一線城市的房價居高不下,絕大多數工薪階層都買不起,要麼按揭,要麼租住,有的當房奴,有的做蟻族,宋朝是不是這樣呢?我看差不多。北宋士大夫王禹偁在《小畜集》中寫道:『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非熏戚世家,居無隙地。』京城房價非常高,寸土寸金,如果不是皇親國戚和世家大族,你在這座城市裡很難擁有自己的不動產。南宋哲學家朱熹則說:『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宋太祖和宋太宗在位的時候,首都住房非常緊缺,國家乾部都買不起房子,連宰相都要租房,直到宋神宗即位,給高級官員蓋了福利房以後,宰相們纔算有了窩。普通市民就更不用說了,買不起小房,租不起大房,只能做蟻族:『四鄰局塞,半空架版,疊垛箱筥,分寢兒女。』(陶穀《清異錄》)四戶人家局促在一個小院子裡,每家住一個小房間,都拖兒帶女,孩子們沒地方睡覺,怎麼辦呢?在空中架一塊木板,把房子改成復式,把箱子疊拼起來當床,讓兒女睡在上面。
前幾年房價漲速過快的時候,政府搞過限購,而大宋朝廷也搞過限購:限制京官在京城購買第二套房。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令:『現任京朝官除所居外,無得於京師購置產業。』當時之所以會出臺這樣的詔令,一是為了限制兼並,二是為了平衡住房市場上的供需矛盾,讓老百姓有房可買。
現在政府出讓國有土地給開發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掛,即招標、拍賣、掛牌。宋朝朝廷同樣是這樣賣地的,不過當時不叫招標和拍賣,而是叫做『實封投狀』:朝廷公布地塊和底價,有意向的買家把自己能出的價錢寫在紙上,裝到信封裡,投進朝廷指定的標箱,報價期滿,朝廷開箱,公開念出各人的報價,出價最高者可以買到地皮。
現在貪官多如牛毛,這些貪官還狡兔三窟,普通老百姓一套房都買不起,他們一人能買幾十套甚至幾百套,所以住房市場上的兩極分化非常嚴重。宋朝有沒有出現過這種變態現象?當然出現過。就拿南宋初年來說吧,『中興四將』之一的張俊(此人陷害過岳飛)虛報兵員,大吃空餉,宋高宗在杭州分給他一幢別墅,他又在蘇州、鎮江、紹興、嘉興、南京等五地分別購買和興建豪宅,名下房產不下萬間。奸相秦檜貪污的財富更多,房產也更可觀,據陸游說,秦檜死後,新即位的宋孝宗查抄他的家產,光秦檜的孫子秦塤名下就有六千畝地和十三處房。再看北宋末年,宋徽宗豢養的奸臣何執中在開封涉足房產開發,買地建房用於出租,『日掠百二十貫房錢。』(董弅《閑燕常談》)平均每天光收房租就能收到一百多貫,而當時他一個月的薪水只有兩百貫。與此同時,普通百姓正在為月底交不起房租而發愁,甚至於跑到街上向人乞討『房錢』。宋朝人所說的房錢,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房租。
當然,宋朝房地產市場也有跟今天不一樣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區別是戰爭因素——宋朝房價特別是南宋房價之所以暴漲,主要是因為戰爭造成的。
北宋末年,金兵攻宋,開封很快淪陷,黃河以北的人民不願做亡國奴,跟著皇室往南遷,最後在杭州、蘇州、南京、長沙、鎮江等地定居,致使當地人口劇增,房荒嚴重,這一問題直到南宋滅亡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所以江南各大城市的房價纔一直居高不下。而我們今天就不一樣了,現在的問題不是住房短缺,而是空置房太多,就連北京都有幾十萬套空置房(一說上百萬套)。一邊是商品房大量空置,一邊是房價繼續走高,這纔是兩宋三百年內沒有出現過的一大奇景。